第73届柏林电影节即将走到尾声，本期我们将推荐来自各大单元容易被忽视的几部精彩影片。这几部影片分别是主竞赛（Competition）单元《迪斯科男孩》，奇遇（Encounters）单元《我最大的敌人》，新生代（Generation）单元《阿尔玛穆拉》，以及全景纪录（Panorama Dokumente）单元《在胶片公墓》
主竞赛单元的《迪斯科男孩》是意大利导演（贾科莫·阿布鲁泽塞）Giacomo Abbruzzese 的新作，在90分钟的快节奏中讲述一名偷渡客亚历克斯非法偷渡到法国后，经历法国外籍军团的层层选拔，成为一名士兵并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开始逐步思考军队的暴行对法属区非洲人民的剥削行为。
亚历克斯作为一名士兵和外国移民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他在作为军人的职责和作为人的良知之间纠结，最终选择了将他的道德价值置于他的军事义务之上。以及影片还触及了移民和归属感的主题，因为亚历克斯的临时居留证给予他一定程度的公民身份，但并没有使他完全融入法国社会。
如果不提片中的政治倾向，《迪斯科男孩》是一部出彩的类型片。灵动的电子乐，丰富的色彩设计，Franz的怪人式表演都和片名disco boy如此地契合。它不是一部典型的关于心碎的移民故事的电影，更像是一段探索不同文明冲撞的旅程。片中有多处对经典类型片的致敬，比如类似《全金属外壳》的军营，非洲女孩类似《爱死亡机器人》中吉巴罗的造型。
第二部政治题材影片来自奇遇单元，柏林电影节的奇遇单元对纪录片的关注是一直以来的传统，对伊朗公民自由斗争的支持成为今年柏林一个突出的主题，这也从侧面表明伊朗当局近些年政治环境的恶劣。伊朗导演梅赫兰·塔马顿（Mehran Tamadon）拍摄的《我最大的敌人》通过流亡者的眼睛讲述了在伊朗遭受迫害的故事。
导演塔马顿本人也是一名流亡者，自2005年以来一直居住在法国。在影片中，导演塔马东邀请了三位来自巴黎的伊朗流亡社区的政治难民扮演”伊斯兰特工”，向观众展示政治审讯的过程。审讯内容是根据受邀成员在被拘留期间的经历。原本受迫害的人成为了施暴者，这种一半暴露，一半集体治疗的方式向观众提问：“是否任何人只要有机会就愿意成为国家压迫的工具？”
密闭的空间下跟拍式的摄影，摄影机以静默的角色对演员表演进行记录以便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导演刻意的制造女审讯员咄咄逼人的姿态和动作与平静接受审讯的男性之间的反差来影响观众对银幕内所产生的暴力行为的不安，并探讨与暴力、侵略和权力动态有关的复杂问题。
“我们真的不能在纪录片中展示暴力，重要的是让观众在电影院中体验它。”
导演塔马顿以再现政治审讯揭示了伊朗的政治审查对艺术创作者的压制，探讨了政治的人力成本以及对个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影响。影片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人们了解那些被政治影响的艺术家的生活，以及这种经历可能带来的心理伤害。同时导演也在向大众强调纪录片在促进社会和政治意识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故事的力量对重要社会问题的揭示。
另一部来自新生代单元的《阿尔玛穆拉》则是将同性题材与身体恐怖元素连结在一起讲述了一个名叫尼诺的12岁男孩在阿根廷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市因为是同性恋而受到攻击。为了保护他，一家人搬去乡下居住。在新的地方，尼诺了解到有关Almamula的怪物传说，这种生物据说住在山里，攻击那些有不洁性行为的人。得知这个传说的尼诺加深了不安，因为他正在努力解决他自己青春期的性启蒙和他的身份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
片中的阿尔玛穆拉是生活在丛林里的怪物，借电影之口解释了怪物之前曾经是生活在村庄的一个女人。瘦骨嶙峋、皮肤烧焦、眼睛发红的女人形象是导演为了突出她与不同男人发生性关系而受到上帝惩罚的概念，这也是导演想在电影中呼之欲出的控诉。不管这个女人从事的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性活动，女性常常因为她们的性行为而受到不公平的惩罚，即使在她们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当然青春期的尼诺并没有因为自己不洁的自慰行为受到惩罚，反倒是电影里的阿尔玛穆拉成为了尼诺的救世主。导演通过创造一个既是女性又是怪物的怪物，并且利用怪物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女性和男同性恋者在社会中经常被边缘化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想法，这也从侧面表明导演认为女性和男同性恋者是少数，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对抗世俗之见。
总的来说，阿尔玛穆拉的故事本质是对LGBTQ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和文化规范背景下的经历进行的发人深省和情感探索。导演在利用女性形象作为惩罚的有力象征，并强调社会中边缘群体的斗争。使用怪物作为传达这一信息的手段，为电影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和恐怖性。
电影是一种宝贵的历史记录。它们于无形间捕捉了时代潮流，并提供给后人对影片制作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氛围的一瞥历史的机会。不同导演又以通过电影本身的艺术形式来传达强大的信息和情感，它们有能力冲击和影响我们的社会。
相比较之前几部影片的激烈抗争，几内亚导演Thierno Souleymane Diallo呈现的电影《在胶片公墓》来唤醒非洲电影遗产的保护。电影之诞生之日起，创作者们似乎总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创作，我们的眼光似乎总是在面向未来。
影片记录了导演对几内亚有史以来第一部电影的寻找，即1953年由Mamadou Touré拍摄的也叫《Mouramani》的电影。《在胶片公墓》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多层次纪录片，对几内亚的电影历史和文化身份进行了深入了解。它记录了制片人揭开几内亚第一部电影历史的历程，并在此过程中为保护文化遗产的挑战和重要性提供了一个窗口。
影片在日常生活的观察场景、表演元素和重演之间交替进行，创造了几内亚及其电影史的多层次肖像。电影制作人自己的旅程是影片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观众看到他在这个国家旅行，有时骑在驴背上或赤脚，并拍摄他沿途经历的一切。
“电影院周围有一种生活，当我们一起看电影时，我们一起分享情感。随着电影院的消失，就好像我们正在关闭自己一样。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一起分享情感了。” 迪亚洛这部迷人而精心制作的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段经历的致敬。随着迪亚洛对几内亚电影历史的深入研究，他参观了荒废的电影院大厅和废弃的电影档案馆，在这里他坚定了对电影档案的找寻与保护。
《在胶片公墓》影片强调了电影和电影档案对几内亚的文化身份和历史的重要性的缓慢的重新发现。影片揭示了几内亚在非洲电影中发挥的先锋作用，以及它在保护电影遗产方面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