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花花世界》是加拿大华裔导演Daphne Xu （徐乙漾）今年参加法国真实电影节的参赛作品，该电影节已经于2022年3月11-20日在巴黎举行，主要面向纪录片，实验片等类型电影作品。
这部影片也是她继《千年舞台》后的又一部以雄安新区为地点的作品，用另一种形式去展现城市发展也“恰巧”同样突出女性主题。为了更好的理解影片，以下采访内容能帮助大家深入的了解导演的拍摄意图和想法。
为何要拍这部影片，拍摄地点的选择为何是雄安？拍摄是在何时，花了多久？
我从2018年开始拜访雄安新区。当时我正在麻省理工的城市规划专业学习，并且在做一个关于京津冀地区高铁建设的多媒体项目。自从了解了雄安而且在白沟高铁站认识了一些当地居民后，我决定投入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花花世界》这部影片实际上承接了我在2019年制作的另一部短片《千年舞台》，这两部都拍摄于雄安。
2019年的时候我完成了《千年舞台》，是陆续去了几次，用几周时间拍下来的。我拍《千年舞台》时，就想和雄安有一个长期的牵连，那时我便意识到 《千年舞台》将不是我唯一在雄安拍摄的影片。我确信自己会回去雄安，了解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同时进行拍摄。
从《千年舞台》到《花花世界》两部影片都是在雄安拍摄的，都聚焦于当地人文的，这两部影片有一些相似点。是如何进行从短片到长片的转变的呢？
在拍摄《千年舞台》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考虑在雄安做一个更长期的纪录片项目。我希望持续在当地拍摄并根据每次的所见所闻延展我的电影。因此每当我带着摄影器材返回雄安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究竟想拍什么样的片子。
然而，在2020年1月拍摄《花花世界》的大部分素材的时候，我却很清楚自己想拍一部和聚焦于户外表演的《千年舞台》不一样的，更为私密的纪录片，或许就在某个人的家中。《花花世界》是建立在《千年舞台》基础之上的，并且花花本人就是《千年舞台》的其中一名表演者。
实际上我在18年就已经认识花花了，花花也在《千年舞台》出现过，这部影片是在室外广场拍的。所以第二个片子我想拍得更加亲昵一点，想做一个portrait，于是我在2020年1月份找到了花花。在找到她之前，我一直看她在广场和公园里面的直播，其实我并没有快手，我对快手的兴趣在于我在雄安的广场里观察到了大家在用快手。
从2020年1月开始，我又拍摄长片，拍了差不多20天，时间并不长。但可能我去了好几次雄安，也拍摄了好几次花花，所以比较熟悉。
选择雄安这个地点，对你来说有什么深意吗？
我是出生在多伦多的华裔加拿大人，我的家庭来自于上海。我依然有着童年时拜访上海的生动记忆。每次回去上海，我妈妈都会感慨这个城市发生的巨变。我深信这是为什么我对一些相关话题十分感兴趣，例如场所感（sense of place），或者是所谓的“中国速度”，以及建筑环境是如何塑造身份认同的。
2017年四月，中国政府宣布了雄安新区建设计划。当我在2018年拜访的时候，当地似乎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阈限阶段：充满渴望的居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家园成为人们投机的目的地。雄安新区所处的这一大背景正是我对快手上的花花充满兴趣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觉得花花将自己包装成网红的做法和当地正在经历的变化充满关联。然而，这座城市的发展计划在影片中并不占据显要位置。
我对雄安感兴趣有几个原因。当我住在北京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会去观察农民工，然后17年大兴低端人口被清除事件发生的时候，那时我就想了解到北京这个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边缘人群。当他们回到农村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又成为了谁。
第二个原因是，我是在多伦多长大的，我父母是上海人，从小我就每几年回次上海。我出生在92年，浦东也是92年发展起来，小时候我经常听妈妈说，上海完全变了，一切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会对城市和人的连结、对一个城市时间的变迁产生兴趣。一个地方怎么会改变得这么快呢？中国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中国很多人都有相似的经历。有很多从二线城市搬到一线城市的人，他们的老家同样也变得非常快。所以18年我开始想拍电影，我就觉得雄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去呈现这种变迁。现在发生的一切不一定会被计入历史，也不一定会影响未来，我只是想要记录当下，去保留一种即时性。直播也是非常当下的形式，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是否仍然会存在，所以我的拍摄方式也是很当下的。
这部影片更多展示出中国的女性地位问题，区别于传统社会，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新媒体的发展推动了女性重新寻找社会价值？
《花花世界》的主角花花很善于表达自己身为女性的经验。与传统印象中女性化的温顺柔弱不同，她意志坚强性格热烈，因此周围有些人会称她为“女汉子”。花花会谈到她作为一个生活在河北农村的女性所遭遇的不平等，以及在这种现实的影响下她对女儿所寄予的期望；她也会谈及家庭暴力和离婚问题 ——这些都是当下中国女权主义的重要议题。这部影片也的确试图呈现出社交媒体/直播平台是如何成为花花寻找社群和自我表达的空间。
不过新型媒介并没有这么简单，它为人提供了展现自我的机会，但它同时也是监视的一种形式。我对花花与她手机及其屏幕之间的关系十分感兴趣。通过将直播作为一种工作形式进行呈现，这部影片还试图追问在雄安这样一座建设中的“智慧城市”，工作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尽管花花是个很真实自然的主播，她每天还是过得很疲惫。直播行业呈现出的这一性别化也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现状。
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拍一部“女权主义”影片。作为一名独自拍摄的女性，我发现自己很愿意和花花相处并通过她了解她的家庭。或许我们的交集自然引出了女性议题，并让我更能理解她的处境。当然，在影片中她和我聊到的话题也和她直播中讨论的话题有所呼应。
如何发现女主花花，看过多久她的直播，如何跟她沟通？
因为之前数次拜访雄安，我和花花的侄子成为了朋友，通过他我认识了花花。我第一次见到花花时她正在公园里和一群主播跳舞。当时我就很自然地拿出相机拍了下来。其实我下载快手并关注花花，是在2020年拍摄了她之后的事了。
花花也在《千年舞台》出现过，这部影片是在室外广场拍的。除了花花之外，我接触到的其他人也都是女性。那时候我找了两位女性，其中一位和花花相似，都做直播，但她们并不感兴趣。我一直在尝试，我也并不知道自己能够拍到什么，当我结束拍摄1月份回到美国时，我甚至还不知道我拍的东西可以转成一个影片。我始终在探索，那时候我就想做portrait，我想要拍摄女性，因为我也同样是一位女性。
我和花花之间也会有语言障碍，当我拍摄她的时候，我经常听不懂她的方言。她可能会跟我讲她老公的一些故事，或者以前的经历。有时候我想要不要打断她，或者请她解释，但我想一直拍她，通过拍摄她的过程去认识她，而不是去打破这个平衡。有一天在厨房拍摄的时候，她跟我讲述了很多她的故事，我并没有放在影片里，因为我始终在打断她，问她问题。这两年我剪这部影片的过程当中，我渐渐也听懂了花花的方言。我也在这部影片当中成长了，也学习花花的方言。我剪辑影片，也一直在翻译字幕，到最后有一些朋友帮我改一些翻译的错误。因为我是个华裔，我是后来才开始学习普通话的，我觉得这种语言的传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由花花最终所说出的对于女性地位和观点是她自己本身的观点还是你的剧本？
花花在电影里也有一些女性观点的表达，完全属于她自己。有一个车里面和她聊天的那一个片段，她说也许美国会有一位女总统。其实拍摄过程中我是不想表达的，我甚至有一点后悔，当她问我有没有美国女性总统的时候，我直接了断地告诉她没有，我回答得很快。事实上我并不想让观众认为这是我和花花的一种连结和影响，因为我觉得女性的问题在不一样的环境下也会有不一样的视角，我不想有一个西方的观众把自己女性主义的想法依附在花花的身上。当花花说美国没有女总统的时候，其实很像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的话，也许观众会因为她这样说了更加同情她。但我并不像把这个问题呈现得如此浅薄。这是一个我也不太了解的问题，何为农村女性的想法和经验，我没有办法断言我了解她，即使我拍了这部电影。
我没有为影片准备剧本。大部分的对话都是她自发的，我在拍摄时并不太讲话。不过一开始我有告诉花花我对她在快手直播很感兴趣，所以很想拍摄她的日常生活。
片中《一千个伤心的理由》MV的背景中出现很多城市设计的画面，你之前的专业是城市设计和人类学，这是有意为之吗，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何选张学友的这首歌？有没有特别的理由？
其实这首歌是花花放在她的视频中的，是她选择的。在最开始我用了几个花花拍摄的雄安的场景，然后我用了这首歌来延申一个新的场景当中，放了一些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这部电影的大部分都是我的视频和她的视频。电影最开始的这一部分，我一直纠结是否要把它放进正片中去。我最终选择了将它作为一种过渡放在我的连续镜头之中，呈现出种镜像的效果，花花眼中的雄安和媒体眼中的雄安。在拍摄过程中，花花也在用她自己的方式乐在其中，比如使用滤镜。在影片中，快手视频有很多自带的滤镜、音乐和场景，我也想参与到这个滤镜的制作当中，我想诠释和表达我的“滤镜”。花花的音乐很短，但当它拓展成整首歌的时候，就能在其中增添更多的元素，包括雄安的变迁。《千年舞台》始终是室外的场景，而花花世界有很多镜头在她家里，我想展示给大家真实的雄安日常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雄安新区的规划影响到当地每个人的生活，包括花花在的很多人都在等待拆迁和补偿款。我认为片中插入的中央电视台的片段很重要，因为它突出了中国媒体对雄安最常见的呈现方式。那部分影像是嵌在意识形态之中的，它的质感和花花的快手视频以及我拍摄的镜头都十分不同。我希望观众能通过我的影片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下了解雄安。我将花花在一个关于建设工地的视频中用到的伤感流行歌曲，与技术官僚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像并置，希望可以指向并且破坏二者带来的影响。
你和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Sensory Ethnogtaphy Lab）有何渊源，从中学到什么？
那时候我在麻省理工读城市规划研究生，在麻省理工的时候也能够在哈佛读课程，所以我在就哈佛也读了几门电影的课，我申请了The film study center fellowship 我一直很幸运可以使用哈佛的资源。
在构思和剪辑《花花世界》的过程中，我得到哈佛电影研究中心和感官人类学实验室的支持与帮助。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一点是能展示自己的影片并得到其他电影制作人和同学的反馈意见。
花花买衣服和结尾的两个长镜头都很有“体感”，可以集中谈一下吗？
我倾向于使用长镜头，可能是因为我是用数码相机以观察式拍摄的。影片中很多镜头长达四到六分钟，这其实是从我有时甚至超过一小时的长镜头中截取出的片段。对我而言，时间长度意味着注意力，但同时也可以让观众们边看边思考。
同时，花花的舞蹈具有强烈的表现欲。她的直播充满了活力充沛的肢体表达。因此，我对她的拍摄风格也契合了她的这一特质。
我拍摄的时候我就一直开着相机，跟着花花记录她的生活。你看到她洗衣服，买衣服跳舞，这些镜头可能我拍了一个小时，但剪出来只有五分钟。我可能比较喜欢看一些长镜头，更加具有即时性和代入感。这不单单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沉浸式的感受，所以我想不一定要剪得很短。
在影片中有一长段聚焦于女主直播的镜头，为什么这样设计？
花花的直播通常长达几个小时。影片中她提及自己打算在晚上睡前和粉丝们聊一个半小时。我对直播本身的时间性很有兴趣。尽管粉丝们会在直播间进进出出，花花则一直在说话。片中有很长一段各种直播片段的合集，花花一直在对着手机讲话，我知道出于种种原因坚持听下去很困难。
还有一个跳舞的场景里，花花说：“两个小时后再回家。”我想表现出这就是她的工作日常，你可能看一个电影平均一个半小时，但我想观众能意识到她一直在拍摄，一直在，她始终在跳舞和讲话。之所以这样的选择，同样是想要带来大家即时性和带入感，更像是观察性影片。
结尾的四分钟是花花在跳舞，一般来说导演会选择把现实的镜头切到直播中去，为什么你避免了这样的处理呢？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一般的导演会这样做，我其实没有录她的直播，我并没有在拍她的同时拍她的直播。如果我改变了镜头，也会改变观感，这是在真实的生活中的。如果我把镜头转向她的手机，我想就再也不可能有原版的感受了。通过最后花花跳舞的镜头，我是希望把之前充溢着幻想的直播影像拉回到具身经验的现实之中。
你在加拿大生活和在雄安，会感觉接触的人群完全不同吗？
当然在多伦多接触到人和北京雄安完全不同，有太多不一样的点。但我觉得当我在雄安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同，我还在想花花可能有点像我的外婆，可能和我自己的母亲完全不一样。来往于两地之间让我同时有了内部和外部视角。一名加拿大人可能相比起一个中国人更让我觉得陌生，反之亦然。可能说到底我才是那个在他们看来都很陌生的人。作为一个华裔，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可能观察到的东西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视角，但我也不太明确这种视角究竟要如何定义。我在不一样的地方也会有跟这个地方不一样的关联，我在每一个地方都有点像局外人。
这两年我一直在剪这个片子，但是本人没有办法回中国，有一种分裂感，尽管我一直沉浸在雄安中。我不太清楚中国哪些电影节会对我的片子感兴趣。从前我做《千年舞台》的时候，我曾经在北京做过一个小的放映活动，那一次之后很开心可以和一些比较了解中国和雄安环境的人聊天。做了这个影片之后，我可能没有很多答案可以提供，就比如女性平等的问题，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我有自己的经验和观点，但我不能代替花花去回答。现在在中国有很多关于两性问题的争论，但我并没有明确的想要去表达的想法。
每一个长片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我想做不同的尝试。所以我并不确定下一次我可能拍这样的片子。现在在多伦多，我尝试拍一些和我家人相关的片子。我的父母也经历过九十年代，在他们移民之后，他们带着自己的过往和回忆来到另一个国家，那些记忆都被冷冻封存。国内有一些人同样会经历这样的冻结，比如从三线到二线的人。很多电影在多伦多拍摄，但你会以为是在纽约。所以我想尝试在多伦多拍摄上海，让人以为是在上海拍的，去呈现一种只存在于家人回忆中的上海。这同样是一种冻结，这个冻结的想法可以联系上雄安的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大家既兴奋，面对未来又有一种不确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