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名: Yellow Letters / Sarı Zarflar
导演:伊尔凯尔·恰塔克
编剧: Ayda Meryem Çatak / 伊尔凯尔·恰塔克 / Enis Köstepen
主演: 优素福·阿昆 / 埃姆雷·巴卡尔 / 坦苏·比切尔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德国 / 法国 / 土耳其
语言: 土耳其语
片长:128分钟
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最终由伊尔凯尔·恰塔克执导的《告知信》斩获。这一归属在许多人看来,成为了柏林电影节对本届争议的一次收尾式回应。
要知道,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德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电影节的资助是否损害了电影节的言论自由时,作为评审团主席的维姆·文德斯竟说电影人需要远离政治。

虽然作为主席的文德斯显然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怎么回答都容易落人口实,但这一发言还是迅速招致了压倒性的批评,甚至使得一些其他电影节参与者愤然退出。要知道,柏林电影节一直以来从不是一个劝导电影人回避立场的折衷空间,它自诞生起就宣称要为冷战初期的柏林市民打造一个自由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艺术场所,政治性几乎就是柏林电影节的标签本身,甚至电影节官网简介上都还写着:To this day it is considered the most political of all the major film festivals. (时至今日,它仍然被认为是各大电影节中最具政治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告知信》这部颇具政治指向性的电影最终收获金熊奖,有了一层除去电影本身的姿态性意味,即在争议中重新确认自身一贯的政治立场。
「从学校到整个国家:恰塔克的系统关注」
伊尔凯尔·恰塔克是一位土耳其裔德国导演,他的上一部作品《教师休息室》(2023)大获成功,同样出自柏林国际电影节,并随后代表德国提名了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教师休息室》将社会微缩成一个学校,关注制度系统如何在日常空间中影响个体,而《告知信》则更进一步将这一命题拓展至更加宏观的层面:国家。

影片讲述了一对生活在安卡拉的艺术家夫妇的故事。
丈夫Aziz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位剧作家;而妻子Derya则是安卡拉国家剧院的知名女演员。在一次课堂上,Aziz因在戏剧课上鼓励学生参与反战游行而被学校解雇。与此同时,Derya所在的剧院因Derya主演的剧目得罪官员被要求停止演出该剧目。一时间夫妻双双失业,Aziz还要面对法庭指控。Aziz和Derya被迫带着女儿Ezgi迁往位于伊斯坦布尔的Aziz母亲家寄宿,在维持生计与面对审查的双重压力下重建生活。
《告知信》原名直译为“黄色的信封”,它在电影中指的是停职通知本身,并最终成为Aziz以自身经历为灵感创作的戏剧剧目的标题。告知信这一符号最终串联起整部影片,既是上层系统对下层个体的惩罚形式,反过来又成为了一种驳斥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明确指向土耳其的故事却并未在土耳其拍摄,而是选择在德国拍摄。这一举措既源于政治敏感性的无奈,又成为了影片最重要的形式策略。
「戏剧的时空重构:柏林饰演安卡拉,汉堡饰演伊斯坦布尔」
《告知信》的形式野心来源于其利用戏剧语言形成的对空间和时间的双重重构。这种重构帮助影片避免了现实压力,并走向更广泛的全球政治生态。
虽没有提及任何真实事件和关键姓名,但影片的首要灵感显然来自于2016年土耳其政变埃尔多安重新夺权后发动的清洗,牵连多个领域。数十万人因此被开除公职、停职甚至逮捕,其中许多人是教师或学者。
同时,在描述社会运动时电影又引入了巴勒斯坦与乌克兰的旗帜,这些近年来的地缘冲突与2016的时间拼贴在一起,使得电影脱离了对单一历史事件的简单再现,从而通过一种建立在现实上的半虚构呈现一种持续可能存在的政治状态。
而这种政治状态随着物理环境的变化,被延伸到了一种超越国境线的语境之下。于是在电影里国家可以被提炼为一种可存在于不同空间中的权力结构。
由于在德国拍摄,电影直接通过章节标题宣布柏林被用作扮演安卡拉,汉堡则扮演伊斯坦布尔。这种替换并非随意选择,而是基于德国与土耳其移民的特殊意义与城市的功能属性进行了结构性对位,政治中心与港口城市一一相对,地理空间随之转变为一种可被调度的戏剧舞台。

然而影片的戏剧介入不仅体现在“柏林饰演安卡拉,汉堡饰演伊斯坦布尔”这一拟人化的行为上。影片从开场即引入戏剧元素,第一个画面来自舞台置景,两个主角的职业与戏剧息息相关。而影片的三章节结构延续了经典戏剧的三幕式逻辑:“柏林饰演安卡拉”讲述失业作为开端建置,“汉堡饰演伊斯坦布尔”围绕重建生活表现对抗过程,而“告知信”作为影片本身和戏中戏的共用标题作为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人物经历被转化并呈现成一出舞台作品,而背后的导演则是更上层的系统。正如Aziz一开始在课堂上失言招致失业的发言里提到的,上层系统对下层的控制本身就是一种舞台调度(mise en scène)。
而戏剧与政治行动的并置又似乎在暗示政治也是一种被安排的表演行为。在第一幕中,Derya在舞台上进行谢幕,观众席中坐着官员。谢幕后剧院助理告诉Derya官员想要与她合影,而这一请求得到了Derya的拒绝。而这种拒绝很容易与之后剧目的停演相关联。这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即政治并非隐藏在幕后,而是以一种可见的类似戏剧的形式存在,通过演绎、观看和解读来完成运作。立场并非内在意图,而是必须通过可见的形式被表达并得到接纳,就像最后女主角得以参演国家电视台电视剧的前提是她删除自己在网络上的发言。无论是课堂发言、社交媒体言论还是合影,个体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系统叙事中。
影片最具象征性的段落,来自最后戏中戏《告知信》的核心情节:为了通过安检,剧目主角在安检门前不断被工作人员要求脱去衣物直至赤裸以自证清白。这一极端化的舞台表达将审查转化为一种可见的身体表达,即自证永远无法终结。

「主题的多重展开」
尽管影片在形式上呈现出清晰的三幕式结构,但叙事本身却显得相对松散。相比于线性跟随故事推进,从主题与人物分别切入反而更好理解影片的内容传达。
影片的主题大致可以被分成三个层面,即系统与个体、创作与审查、以及家庭作为缩影。
在系统与个体层面,男女主角作为教授与演员的双双被解雇展现了系统如何通过法律和舆论渗透日常生活;在创作与审查方面,除去一开始因外部因素暂停的剧目演出,在围绕《告知信》戏中戏的裸体表达争议时影片通过一句“这不是欧洲”揭示出艺术表达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即在特定环境下表达就是无法被以其被预想的方式解读;而在家庭层面,一直受制于人的父母在家庭中同样可以凌驾于女儿的意志之上,哪怕其目的是好的。父母对女儿不想读私校意志的无视与最终借助系统找回她的过程构建了在家庭这一微观层面的映射。女儿始终保持着一种外部视角,不参与父母的事情,凝视着一切。
人物塑造则是影片相对稳固的部分,无论是会在法庭强调自己收入目前低于法定薪资的Aziz还是家里出现财务危机还要买可乐的Derya都有着中产气质,他们之后还被人说曾经在国家剧院过得太舒服。
Aziz和Derya一个偏向精神一个偏向行动。Aziz始终坚持一种理想主义立场,正如Derya所说,他试图用戏剧拯救世界。他抗议,但他缺乏行动。而Derya作为演员,行动则是她的行为基础,她在拒绝与妥协之间完成了自身的转向,其行为更像现实中的艺术家,即“生存优先于理想”。这种不同的偏向也在故事末尾将夫妻关系引到了撕裂点,最后坍塌。而Ezgi的叛逆与出走则令人联想到未被驯化的自由,与影片中的学生运动形成一种呼应。

然而对于三个家庭成员的塑造也给影片带来了问题。
首先家庭线显得喧宾夺主,在开篇建立起宏大的政治语境后,叙事很快滑入了以家庭矛盾为中心的日常琐碎中。尽管这种处理可以理解为想要表达权力如何渗透进私人领域,但也削弱了冲击力,使得观感不够集中,缺乏一条清晰的因果脉络。三个人物的三条支线在观看过程中显得非常零散,很难复述本片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其次影片大量依赖戏剧符号和政治隐喻,这构成了一种观影门槛。从政变、反战游行、库尔德和恐怖主义的联系,到国际语境的叠加,影片构建了相当庞大的文本系统,在离散的叙事下,影片的气质显得一板一眼,可能在观影的过程中令观众失去兴趣。
总的来说,《告知信》无疑是一部野心巨大的作品,借用电影形式扩大了戏剧的时空,并尝试描述一种能引发可在多语境发生的压力来源。但除去形式结构外的叙缺乏整合,且最终作为影像艺术本身显得有些平淡而中规中矩。不过扣回到柏林国际电影节本身,这部影片无疑戳中了政治表达的痛点,或许其姿态的确更适合当下,也更属于当下的柏林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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