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开幕首日：杨紫琼捧起荣誉金熊，两部女性电影人新作直面现实之痛

柏林当地时间2月12日傍晚，位于波茨坦广场的 Berlinale Palast 再次点亮红毯灯光，第7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序幕。

新任艺术总监Tricia Tuttle与本届评审主席Wim Wenders一同宣布电影节开幕，也标志着柏林将迎来为期十天的电影与政治文化的高密度交汇。

杨紫琼获颁荣誉金熊：影史地位再被巩固

在开幕式最受瞩目的环节中，柏林电影节将荣誉金熊奖授予演员杨紫琼（Michelle Yeoh）。2023年她凭《瞬息全宇宙》陆续获过各项国际奖项，其中包括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她也是奥斯卡史上第一位马来西亚籍及具有华裔血统的影后，也是首位拿下此奖的亚裔演员。

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与跨文化代表性的演员之一，她的职业生涯覆盖武打片、作者电影到好莱坞主流叙事，堪称真正意义上的 global icon。

颁奖致辞由奥斯卡获奖导演Sean Baker（《Anora》）发表，他的出现也为今年柏林带来更强的北美关注度。

《No Good Men》世界首映：阿富汗导演打头阵

开幕片则选定了阿富汗女性导演Shahrbanoo Sadat的新作《No Good Men》。生于伊朗，长于阿富汗的Shahrbanoo Sadat，她在塔利班执政时期移居到了美国，开始从事电影相关工作。其两部叙事电影作品前作均入围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狼与羊》《孤儿院》）。

她的作品常以准纪录片笔触挖掘战后青年与文化断层。本片作为全球首映亮相柏林特别展映单元（Berlinale Special Gala），为今年的主题基调埋下浓重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底色。

红毯群星云集：从欧洲影帝到新生代流量

当晚红毯迎来了多位政要与国际电影人，包括

德国文化与媒体国务部长 Wolfram Weimer

柏林市长 Kai Wegner

荣誉金熊得主杨紫琼

本届国际评审团与短片、纪录片、Generation各单元评审

以及众多来自欧洲与好莱坞的演员与导演：

Bella Ramsey

Neil Patrick Harris

Radu Jude

Daniel Brühl

Tom Tykwer

Jella Haase 

……

与会阵容跨越欧洲全线创作者，从奥斯卡影星到德国本土明星齐聚柏林，热度足以预示今年的激烈角逐。

以下是耐观影前线记者小分队发来的柏林电影节开幕片《男人没有好东西》以及13日公映的首部主竞赛《家中低语》的前线影评：

No Good Men 

《男人没有好东西》

《No Good Men（男人没有好东西）》的导演Shahrbanoo Sadat（沙赫巴努·萨达）出生于伊朗德黑兰的阿富汗家庭，童年在乡村度过，后来在喀布尔的影像工作坊接受培训。她的作品总是在个人经验与时代背景之间寻找联结。如果说前作《Wolf and Sheep（狼和羊）》 是从乡村童年的日常生活中感知战争暴力的阴影；《The Orphanage（孤儿院）》 把视角推向城市与历史变迁；那么到了五部曲的第三部《No Good Men（男人没有好东西）》，导演不再回望过去，而是直面当下。公共表达空间如何被压缩，女性的权利与自由如何被看见。导演本人出演女主角，使影片更接近一种个人陈述。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影片既延续了她对现实的凝视，也拓宽了她的表达方式。

“鲜花”与“旋律”的浓烈开场

影片开场，伴随着片头字幕的是一朵接着一朵绽放的鲜花，画面色彩浓烈，与此同时阿富汗当地的歌曲缓缓响起，旋律热烈而悠扬。导演没有先用政治说明铺陈背景，而是先用色彩与旋律建立起整个影片的氛围基调。当观众真正进入这个空间之后，社会与权力结构的问题才慢慢浮现。这样的选择让影片并不只是冷冰冰的新闻陈述，而是给观众呈现了一个丰富的城市形象。

故事发生在2021年，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一座对我们来说陌生又遥远的城市。但由于拍摄的种种限制，影片实际是在德国多地拍摄完成。导演并没有试图通过字幕说明或新闻素材去构建真是的喀布尔环境，而是选择用视听语言迅速建立情绪与地域感。鲜艳的色彩、熟悉的民间旋律，观众自然而然地被带入一种生活的氛围之中。2021年的喀布尔，在国际媒体中往往以“塔利班掌权”“撤军”“动荡”这样的关键词出现，视觉图像多是灰色、尘土、武装人员与街头混乱。而《No Good Men》却从鲜花与音乐开始，把观众带入一个仍然有颜色、有声音、有日常生活的鲜活的地方。

影片中，阿富汗歌曲不仅出现在开场，在车内场景中也多次作为背景音乐出现。音乐婉转悠扬旋律并不夸张，却反复出现，像是一种生活的底色。即使在战争与政治紧张的环境下，人们依然照常生活，依然需要音乐陪伴。

电视台成为叙事核心 发声成为风险

影片最精巧的的设定在于女主角Naru的职业——喀布尔电视台的摄影师。

故事中的喀布尔处于动荡之中。美国军队撤离，塔利班迅速重新掌权，阿富汗的女性受教育、就业与公共活动的空间被迅速压缩。媒体机构受到严格监管，女性记者被限制出镜，新闻内容受到塔利班政权的干预。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电视台不仅是一个工作单位，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空间，它是少数仍然可以公开表达的渠道。

Naru在电视台中并不处于核心位置。尽管她主动申请，也无法参与前线报道，不能奔赴战场，对于当地人的普遍认知来说，战场是属于男人的地方。作为鲜有的女性摄影师，她只能负责一些边缘节目，例如vox pop，围绕情人节这样的日常主题进行街头采访。在塔利班逐步掌权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的可见性本身就是政治问题。她的专业能力被边缘化，她的性别成为限制。然而这样一次偶然的采访，让她作为女性的身份“被看见”，正因为她是女性，她才可以采访到街头的女性。

她箱她们抛出问题：
“你听过丈夫说 I love you 吗？”
“你觉得阿富汗有好男人吗？”

这样的问题看似是个人的，实际却反映了整个阿富汗社会的普遍现实问题。当女性在镜头前几乎一致地回答“没有”时，这已经不只是个体婚姻的抱怨，而是一种社会层面上普遍的男性为主导权利结构的反映。

电视台试图把更多女性的声音放大，让更多人听见。作为公共表达的渠道，他们想为社会的改变做些什么。然而发声本身触及了权力的敏感区域。影片中同事因报道与发声自由而被塔利班政权威胁，因此丧生，新闻与真实的自由空间近乎没有。电视台从“公共表达的平台”，变成“权力审视的对象”。电视台作为本片的叙事核心，不单单是职业背景，更是权力结构的缩影。当灯塔逐渐熄灭，留下的不是口号，而是个体的选择与妥协。

真实影像与虚构叙事的交织

回看导演的创作经历，我们能从她的身份背景中窥见影片风格。她用近乎纪录片的纪实手法呈现出阿富汗日常生活中女性的真实困境。由于无法真实回到阿富汗拍摄，影片中有一些画面在质感上明显不同，画质略显粗粝，更接近新闻素材或真实记录影像。这种差异并没有被刻意抹平，而是自然地嵌入叙事之中。那些影像像是从现实中直接抽离出来，与剧情场景交错出现。导演并没有试图制造一个完全统一、干净、流畅的视觉呈现。而是让不同来源的影像共存，让观众始终意识到：故事是被建构的，但背景是真实存在的。

在观看《No Good Men》时，我不自觉地回想到去年在IDFA（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时看到的纪录片《Kabul Between Prayers（祈祷间隙的喀布尔）》。影片的视角跟随一名为了生存而加入塔利班的年轻人而展开，让观众看到了更年轻的一代是如何在政权更替的动荡环境下失去自己的思想。导演用极其稳定、克制、近乎故事片般精致的镜头语言，呈现喀布尔的现实。影像完成度极高，画面干净，节奏沉稳，让观众看到权力体系内部的个体如何生存。

而《No Good Men》作为故事片却有着纪录片般的纪实感。导演则结合了真实影像，以更加纪实的视角，展现出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女性的觉醒；真实影像与虚构叙事交织，使政治环境与个人命运直接发生碰撞。女性在街头采访、在家庭中的犹豫、在工作中的边缘处境，这些具体的生活细节，比宏大的政治口号更具力量。

虽然两部影片的表现形式不同，但问题相似：当我们谈论阿富汗时，我们看到的究竟是新闻画面，还是生活本身？今年评审团主席Wim Wenders（维姆·文德斯）在记者会上也同样提到，我们不应该把故事片与纪录片划分开，两者之间并没有所谓的边界，最棒的故事来源于真实。故事与真实，两者我们都需要，这些都是电影人的表达方式，尽管电影无法改变政客的想法，但它仍然能影响着这个世界，影响着每一个人活着的方式。

从《Wolf and Sheep》到《The Orphanage》，再到《No Good Men》，导演始终在模糊虚构与现实的边界。非职业演员、纪实质感、历史记忆的嵌入，到如今真实影像的穿插，这条路径并非突然转向，而是自然延伸。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电影既是叙事，也是记录。《No Good Men》所做的，是在虚构的框架内，为现实保留一道裂缝。

音乐仍在响，喀布尔在导演的镜头下是鲜活流动的画面。在2021年的政治现实之下，塔利班重新掌权、媒体空间收缩、女性权利被压缩，这些构成了影片的时代底色。哪怕战争逼近，阿富汗的民间音乐像是生活的呼吸一般，融进了车内、街头、日常生活的片段里。《No Good Men》这样直白的片名，不在于判定“世界上是否真的没有好男人”，而在于它让这个问题在银幕上持续回响。

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见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她们的面孔、她们的犹豫、她们的沉默。或许电影的意义正在于此，当现实中的声音正在被遏制，影像替它们留下了痕迹。女性不应只是开场画面中的鲜花，在动荡与压迫之下，她们也可以是带刺的仙人掌，在干旱的土地上继续生长。

In a Whisper

 《家中低语》

《家中低语》讲述了原本在法国工作的Lilia因叔叔Daly的离奇去世回到突尼斯参加葬礼。而在葬礼过程中，她怀疑身为同志的叔叔的死并不简单，于是开始调查真相，并逐渐了解到突尼斯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抵制，同时，Lilia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一直隐瞒的拉拉身份，以及和恋人Alice的关系。

先说优点。

影片通过叔叔Daly的遭遇，深刻揭示了突尼斯家庭与社会中对性少数群体的长期忽视与集体沉默。正如导演所说：“几乎每个突尼斯家庭都有一个Daly，都有一个被抹去，被沉默的人。”

与此同时，影片中警方对Daly死亡调查断断续续，时不时的来家中探望一下，态度也极其敷衍。比如第一次来家中探望对家人所说，“你们不了解Daly到底是什么玩意”，则更一步体现了制度内冷漠与隐形歧视。而拉拉则更加“不可见”，甚至连一个属于她们的酒吧都难以找到，仿佛她们则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此外，影片通过三代女性之间的家庭关系，构建出一种代际观念的“闭环”。

祖母作为最年长的一代，象征着突尼斯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与保守立场，对这个群体持明确排斥态度。Lilia 所代表的年轻一代则更加开放、与世界接轨，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与情感。而母亲与母亲姐妹所在的中间一代，则处于过渡地带。她们的观念仍受传统束缚，却在现实与亲情的推动下逐渐松动，并且默认接纳。

这种代际张力在影片结尾得到了明显的表达。母亲从最初的回避与沉默，到最终“默认”并接纳Lilia与Alice的关系，甚至接受她们的孩子，象征着家庭结构内部的缓慢转变。

这种改变不仅暗示着传统社会中观念更新的可能性，也暗示了导演对未来社会的期盼。

再来说缺点。

从叙事层面来看，影片故事其实并不新鲜。Lilia因叔叔Daly的悲剧而开始正视自己的性取向，并逐步走向自我觉醒与反抗。这种“由他者创伤触发自我认同”的路径，在近年来的女性与性少数题材作品中已相当常见，影片并未在结构或表达方式上提供新的可能性，整体叙事依旧停留在类型化、套路化的“舒适区”内，缺乏真正的突破。

影片中，Lilia似乎是在不断挑战权威。例如她试图在警局主动“认罪”，说自己是一名拉拉，并且要求警官逮捕自己。再例如，她大胆的带着女友Alice来到家中，带到家人的面前，将亲密关系直接暴露在家庭目光之下。这些行为被塑造成勇敢甚至激进的姿态，但最终却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后果或社会回响，并且Lilia似乎也在家人的压力下放弃了抵抗。直到结尾，所谓的“改变”依然局限在个人。母亲的默认、以及家族态度是否转变、社会环境是否松动，影片始终避而不谈。

这种处理方式使人物的抗争显得雷声大、雨点小。影片一方面试图呈现对体制与传统的挑战，另一方面却在叙事上不断退缩，最终回归到一种相对中立又温和的立场上。结果便是，本应具有锋芒的社会议题被削弱为私人困境，Lilia也由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一代变成了一个有些自私甚至不讨喜的角色，她在法国的潇洒生活也被弱化为一种逃避甚至退缩，于是原本可能更具力量的表达也因此变得保守而无力，影片也就索然无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