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诺兰的电影总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因为仅凭情感直觉可能无法做到与影片共振，总需要储备和携带一些影片的周边知识才敢踏进影院。而没有看懂的观众便会跪倒到他的一部部神作面前，而进入了诺兰影片世界的影迷便会享受某种信仰快感，这也无可厚非，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场十足的仪式。但在《芭比》的时代，前者会对后者来一场勇敢的反扑，正如《芭比》里讽刺的一样：“我不需要你教我怎么看电影”。于是诺兰导演的新作《奥本海默》便直接抵达了这样的语境，它自身将直接遭遇到电影自身的时代革新：后MeToo运动时代。
或许将影片自身看作诺兰对于时代的回答，是透视影片的一个好的方式。人工智能作为新的革命性技术显然是之于人类的一份魔鬼契约；数字化特效、电影媒介去胶片化之于电影亦然；而在欧美社会中，身份政治下的取消文化似乎又形成了某种与麦卡锡主义的对照互文；诺兰是否又借奥本海默之口，言说着他的疑惑？
近乎强迫症式的正反打镜头组成了影片的纹理，极致到大多数时间里是一句台词一个镜头；画面上人物的面庞/表情取代了常规的人物连贯动作；全片几乎不间断的配乐；非连续性叙事作为导演的某种作者风格，与影片主题达成了契合，在长达三小时的过程中不胜其烦地制造听证会的烦闷，成功地将麦卡锡主义的时代情绪影像具象化。这可以说是创作者可以追求的风格与美学，也可以不客气地说是某种意念过剩，尤其片中数次以人物的台词直接揭示主题主旨思想要义。而这正是追求此般美学的代价：碎片的叙事、只言片语的人物行动、夹在无不晦涩的理论、人物情绪反应大于客观事件描述，便需要人物台词来直接地参与平衡。
影片两场重要段落：核试验段落和投弹后庆祝典礼段落，是影片有意设置的核心华彩段落，前者既是影片的实拍噱头展现，也是片中故事的转折；后者则是奥本海默的“觉醒时分”。这两个段落献上了导演仪式性的视听礼赞：音乐骤然暂停，电影回归它“光的艺术”的本质，然后核爆声响起，跺脚声入雷鸣。前者是众人视点中英雄般的神迹，后者是奥本海默意识到自己成为死神的挣扎；前者是乐，后者是悲；前者是入世的喜悦，后者是抽离的挣扎：在同一影片中导演将正与反的两极价值结构在一起，正如各色角色代表不同的立场对奥本海默的审判（杀人者、救世主…），也就让影片容纳了观众可能会对奥本海默投注的所有判断于其中。
之所以说影片是过剩的，就在于一些段落十分张扬地又高度抽象地阐述电影影像本身，让本就碎裂的文本更显冗杂。片头的普罗米修斯的寓言已经定下全片基调，结尾的“世界已经毁灭”是一个太晚又太直白的扣题；青苹果投毒就是奥本海默造下原子弹的寓言。或许当中的听证会部分只服务于，让观众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和叙事中，在历史真实与影片叙述的对比中，自行梳理个中逻辑与脉络，畅游在麦卡锡时代波云诡谲的阴影中。这是某种历史空间的游戏化，把它生产成拼图游戏。这是诺兰的作者性把戏，也天然地别分出了诺兰迷和非诺兰迷。
“好久没在好莱坞电影中看到这么多老白男”的确不是一种戏谑，历史正剧可以轻易地被瓦解为历史游戏，“老白男”的尽情出演洒满了时代余晖，女性角色的功能化和单薄性是时代毒瘤。但诺兰的确没有跟上时代来调整他的创作，在日趋倡导多远价值的欧美影坛，他的“不进步”显得迟钝但又真诚。
细看文本，奥本海默身边的两个女人，她们是他曾与美共有染的污点和作为情欲对象的绝对他者，关于这两个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和角色厚度完全不是影片的重点。这当然是影片从立项上就决定的劣根性。但当人物融入进历史现场，我们也许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影片本身就是在展现女性身逢时代浪潮中的被动性，她们在历史中难于真正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她们自始自终都是被动地被动员：日本军国主义下的在“大后方”安守家园的家庭女性，德国纳粹同样会煽动妇女行动……当核试验成功时，因害怕消息走落风声，奥本海默不被允许告知他的妻子试验成功的消息，只能打暗语“可以收床单了”：女性被排除在历史场域。如果诛心的说，一个没有能力真正呈现女性主体形象和价值的白人男导演当然只会选择拍摄一部拥有绝对历史主体性的白人男性人物——奥本海默。而在后MeToo时代，真正展现历史中的女性的主体性的影片被时代召唤出来，这样的要求和苛责是我们文化所必然需要走过的一个境况。
以“重工业”电影闻名于世的诺兰，在此次更是张扬地捍卫这台大机器。核爆实拍、胶片拍摄是他拒斥电影数字化给出的坚持。奥本海默造出原子弹的迟疑和忏悔是他面对我们时代的魔鬼时的挣扎。叠加在一起，影片本身可以看作诺兰面对旧时代灭亡的哀悼。原子弹——电影重工业是一个有力的对照：原子弹作为屠杀纳粹魔鬼的武器，在纳粹灭亡后自身便成为了又一个魔鬼般的存在，核爆以后的世界并没有所谓持续的和平，暴力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狰狞，形成了世界规模的党同伐异；而电影裹挟的二十世纪历史，自身既曾被作为纳粹宣传的媒介（如《意志的胜利》），当然也铭刻着二十世纪伟大的人类光辉。
技术是否是中立的，这个问题或许是影片的潜在问题，诺兰没有真正凸显这个主题，但却是这个命题的应有之意。如今电影这个曾经铭刻了二十世纪人性之光的媒介，在新技术的趋势下变化了新的模样，是否还具有劈开未来曙光的能力？诺兰式的坚持是一种近乎自毁的抵抗，它不因时而变，也不承诺其坚守的有效性，几乎自毁美感地进化着自己的美学。影片冲进现实，直接形成的问题的是否该对核爆受害者给予同情——电影撞进的现实空间，当下本身就正如麦卡锡时代式的诡谲。但至少借由电影这个独属于二十世纪的艺术，倚靠电影艺术在二十世纪形成的文化语境，趁新技术尚未磨平一切而仍然作为最有大众、公共文化属性的媒介形式，它提醒我们魔鬼降临人间与人类缔结契约时，曾有人用力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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