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节的魅力之一在于相遇与对话，而这次与导演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的对话，便是耐观影在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最美的收获之一。
奥黛丽·迪万出生于1980年，是黎巴嫩裔的法国导演，身兼数职：作家、记者、剧作家，此外还是Denoël出版社的编辑。《正发生》是她的第二部电影。
这部电影改编自法国女作家Annie Ernaux同名自传作品，讲述的是六十年代的法国女大学生Anne非法进行堕胎的故事。这也是继去年的《纯粹的激情》（Passion simple）后，Annie Ernaux的作品第二次被搬上大银幕。
2021年9月7日下午三点，我们在丽都岛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一起坐在了导演奥黛丽·迪万的对面，听她聊自己本次的参赛作品电影《正发生》(L’Événement)。
当时，除了造成一名观影者当场晕倒之外，《正发生》凭借着节节攀升的口碑在记者们之间的讨论度也逐渐变大，有人甚至预言这部作品即将夺取大奖。但在采访的当天，导演的心思似乎却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影片所传达的女性声音。五天过后，喜讯传来，导演摘得金狮和费比西两项大奖。
这是今年继朱利亚·迪库诺凭借《钛》在戛纳摘得金棕榈后，女性导演第二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斩获最高奖项。法国今年的女性主义题材可谓大放异彩。在这胜利号角吹响的时分，让我们听听看，导演通过这部片子有何要说。
这个故事为什么吸引了你？
原著作者Annie Ernaux是我最钟爱的作家之一，我读了她的很多作品，其中就有《正发生》。我很快就被这部作品吸引了。读完后我很震惊，因为我发现我想象中的堕胎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试着从身体的角度出发思考。因为整部小说就在讨论一件事情，那就是身体：肉身是如何渡过如此痛苦的经历的。
于是我决定跟作者Annie Ernaux进行讨论，让她告诉我书的写作背景、主旨，甚至告诉我她的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讨论后，我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她“共享”这段经历。我创作时的唯一目标是，不要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主角Anne，而是要成为她。我就是这样开始这部电影的创作的。
你刚刚说到书中描写的堕胎跟你想象中的十分不一样，能细说一下吗？
好的。从两个角度来说吧。
首先，堕胎的暴力之激烈，是我没有想象到的。有些我们平时使用的词，可能只是只是某种概念。比如毛衣针，大家都知道这是用来堕胎的，但我们真的想象过这是如何操作的吗？虽然这只是一个细节，但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在影片中拍摄用毛衣针自行堕胎这一幕，是我的某种立场，这个立场来源于我跟Anne这个角色之间联系。我想把这一幕拍得逼真、不做作，但同时不过于哗众（provocating）。有人会说这部电影过于惊人，但我认为观众的震惊，恰恰源自影片的真实。
其次，孤独。它和刚刚说到的暴力一样，都是我在未读原著之前无法想象的。我从新闻中得知了德州的消息（指德州近来颁布的严苛的反堕胎法*），这让我更加能体会女主人公的孤独感。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孤独？每每想到这，我都觉得心碎。这也是我拍完和没拍这部电影之间的一个不同。
片中的女主想要堕胎却孤立无援，这是目前很多国家女性所面临的处境。你想要如何展现这种困境？
无论如何，这注定是一段孤独的旅程。但孤独也恰恰是这段经历让我觉得感兴趣的地方。所以我想要发掘这孤独的魅力所在，并在大银幕上展示出来。为此我跟摄影师Laurent Tangy聊了很久，最后我们决定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把镜头对准Anne身边的人，展示他们在听到Anne想要堕胎后这一决定后的反应；而随着故事发展，镜头越来越多地只对准Anne的背影。
在她独自前往堕胎的一幕戏中，我们甚至用了主观镜头。我很喜欢这一点，因为这样以来，观众就好像进入了画面，跟Anne一起推开了那扇门。我在读小说时一直在想的一件事就是，你永远不知道那扇门背后是什么。你不知道开门的会是谁，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把你堕胎的事情往外说，然后你因此锒铛入狱……你的一举一动，都如履薄冰。我拍摄这场戏的想法是，跟随女主角一直到底，跟她一起推开这扇门，一起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
跟原著作者Annie Ernaux一起工作是什么体验？影片是完全忠实于原著的吗？
基本上是。片中的部分情节并不来源于原著，但来源于作者亲口告诉我的事情。剧本写了三版，我每一版都会拿给Ernaux过目，向她解释我想如何拍这个片子。因为这是她经历的故事，讲的是她的身体，我完全没有办法编造。最后我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片子必须精准，也就是法语里的“juste”。开拍那天，她给我发了一句话，好像是契科夫说过的：“先做到精准，其他的就会水到渠成（Soyez juste, le reste viendra de surcroît）”。
无论在写剧本时，还是在片场，我都努力做到精准，保证沿着一条清晰的道路前进。有时候Ernaux读完剧本会跟我说，“我觉得你跑偏了。”她指的往往是剧本里的某些细节，但是我永远百分之百尊重她的意见，因为她的意见是不容置辩的（péremptoire）。
原著作品的时间线不是单一的，而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反复跳跃。这会不会对你的改编构成挑战？
对我来说，抛弃原作中我认为是“注解”（exégèse）的部分，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舍去作者解释如何从物件中寻找过去的痕迹，如何抵达回忆中某个地方的部分，直奔故事的核心。比如原作的开头，是“我”在前往医院看妇科医生的过程中，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我不太喜欢这个部分，所以我想在我影片的开头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无需太多铺垫。
女主身上展现出来的坚定令人印象深刻。她不犹豫，不内疚，片中甚至从来没有她崩溃大哭的镜头。这是刻意为之的吗？是因为你想要你的女主角看上去是这样的？
是的！先说句题外话：如果一个女性想要堕胎，那么整个社会都设法让她感到内疚。而在原著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书中的“我”从来没有自责过，也没有自我怀疑过。这是很有趣的一点。一方面是女性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于堕胎的成见。
但女主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因为在片中某处，她把妊娠视为某种“疾病”。这话已经说得很重了，不是吗？
是的，她在电影中说怀孕是“把少女变成家庭主妇的一种疾病”……
没错。
影片女主Anamaria Vartolomei是你一开始就确定好了的，还是经历了大量试镜之后才确定的？
是的，她一直是我的第一选择。我也试镜了其他女演员，但一见Anamaria我就知道，我想跟她合作。在片子里几场重要的戏里，你可以看到她身上的神秘感，以及她来自当下的真实感。最重要的是，她的表演见微知著（she tells a lot with little）。
这部片子本来就不需要夸张的表演，一切都是通过细节来展现的，这就要求演员能用精细而准确的方法来表演。Anamaria知道这么去演。她有着高度的自觉性，永远知道摄影机在哪儿，就算她背对着镜头，我都能感受到她的情绪。
法国在1975年已经将堕胎合法化了，有的人可能会说，片中的故事已经是过去时。片子在筹备期间有没有因此遇到过投资的问题？
我觉得你的问题很有趣。如果有人拍一部有关二战的电影，没有人会以“二战已经结束了，所以没有必要再拍一部电影来纪念它了”为由拒绝。
在影片筹资方面，不同的人给了我不同的意见。虽然没有人给我投一百万，让我把片子拍成商业大片，我们最终也没有很多钱，但我的制片人Edouard Weil是个绝对的战士，他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片子拍完。我们也的确做到了。
这是一部小成本影片，我一开始的设想也不是拍一部历史鸿篇巨制，而是一切从简，讲述故事最精华的部分。而且，其实小团队最终出来的结果，反而更好。
在很多国家，堕胎都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你通过影片是否想传达出某种强烈的诉求？
先是波兰，接着是得克萨斯州，这些地方通过的反堕胎法让我觉得十分糟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最高法院真的应该通过这样的法律吗？尤其是在美国，如果一个州开了头，其他的州很有可能效仿。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我应该是在我来威尼斯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的，我觉得拍一部这样有关堕胎的电影其实是令人伤心的，因为我拍完后发现，片子里的故事不是历史，而是现在。
所以我的片子当然表达了某种强烈诉求，一种理解的诉求。因为于我而言，这也是电影的作用之一，就是拷问人心，让观众扪心自问对堕胎的看法，让他们来评价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在你看来，为什么女性的堕胎自由是一个如此备受政客们关注的话题？
因为女性的身体是政治的领域。一直如此。这是一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是世界的一半对抗另一半的过程。我不是在号召所有女性都加入这场战争（笑），但我们必须知道，这场战争，有关权力。如果你没有办法替自己做决定，那么你就没有权力。
片中的堕胎场景具体、露骨，几乎让人看不下去（hard to watch）。为什么要这么拍？
因为这样的场景，本身就让人看不下去（笑）。我拍这部片子的唯一目的就是展示非法堕胎这个电影世界中鲜有人涉及的话题。当然，有相关的作品，但如此直接呈现的不多。就算我们想要拍一部非法堕胎的电影，得到相关具体的信息也是非常之难的。
我们为此走访了医学院，参观了医学博物馆，获得了很多帮助。因为很少有人会告诉你非法堕胎具体是如何实现的，没人告诉你探头长什么样，诸如此类，都需要你自己去向人提问。并且我发现，提的问题越多，得到的回答越少。我因此也越来越确定自己想要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决心。
能谈谈影片所折射的社会背景吗？在片中，女主Annes几乎孤立无援。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感到震惊。我读小说时的另一个感受，是愤怒（rage）。这种愤怒的背后是一个社会议题，跟女性有关，跟贫穷也有关。
影片的另一处充满社会学意义的点在于女主跨越不同阶级（transfuge de classe）的身份。她在原生家庭和大学校园两个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环境中穿梭，但却不真正属于两个环境中的任何一个。她的孤独是社会性事件（social matter）。
片中母亲的角色很有趣。
饰演母亲的演员是Sandrine Bonnaire。我爱她！我们在拍打耳光那场戏时，Anamaria在开拍之前有点担心，但Sandrine说没事，她知道怎么做。开拍的时候，Sandrine一巴掌直接呼上去，我都吓坏了，赶紧问Anamaria有没有事。她说没事。
她们俩都是极好的演员，尤其是Anamaria，挨巴掌的时候，纹丝不动。第一次挨巴掌时有点吃惊，但后来就习惯了。而且特别抱歉，一场戏我一般都要拍15条左右才能过，所以……（笑）她们很喜欢一起合作，这特别好。
你觉得这部影片会来带怎样的讨论？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准备（笑）。那些反对堕胎的人会去看我的电影吗？我不知道。我想无论什么国家，总会有人反对的。但我的想法是，我的电影不仅仅是拍给那些支持堕胎的人看的，也是给那些持反对意见、或者在反对和支持之间犹豫不决的人看的。所以现在问题是，我怎么能让那些反对堕胎的来看我的电影？因为这部电影也是拍给他们看的。
这是你第一次来威尼斯这样的大型电影节，你的作品就已经是目前夺奖呼声最高的影片之一了（笑）。你有什么期待？
讲老实话，我希望这部片子能让大家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尽管这是一部小成本影片，也没有明星的加盟，但既然我来到了威尼斯，我希望我的声音能被听见。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觉得我的声音被听到了。
影片的故事不是发生在存在反堕胎法的波兰或得克萨斯州，而是目前以自由开放著称的法兰西……
没错，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目前存在的反堕胎法，我并不认为它们是无法被被改变的事情。但我们必须将过去铭记在心，这是我拍摄影片的初衷之一。
你觉得欧洲的自由文化是否有过于纵容的一面呢？
我觉得不是过于纵容，但事实是，反对堕胎的人声音很多，并且越来越大。我其实知道反对者是谁，我几乎都能听见他们的声音。我现在做的就是把他们带到电影院里，让他们看这部电影。他们会大声抗议，但也许，我们也终于可以好好讨论下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