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介绍：纪录片《公园》（Taman Taman）聚焦相聚在台南公园的印度尼西亚留学生（兼诗人）以及印度尼西亚移工。两位诗人Asri和Hasan白天采集在公园里相遇的故事，夜晚谱写成诗，再于公园的一角的警卫厅当作电台将诗念出来。诗连同夏日台南公园宁静的几乎令人沉醉的氛围，与帮助台湾解决各行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印尼外来务工人员的日常经历融合在一起。
五月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获得亚洲视野竞赛首奖（Asian Vision Competition）、台湾竞赛首奖（Taiwan Competition）以及再见真实奖评审团特别奖（TIDF Visionary Award）的纪录片《公园》，这次也千里迢迢来到十一月便初雪飘落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IDFA），并凭借其精巧的工作坊电影形式，以及对印尼移工关切并共创的视角入围Envision Competition单元，并荣获杰出艺术贡献奖（The Award for Outstanding Artistic Contribution）。
PARK
“《公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即兴形式，为一个无形群体的经验创造了空间，使其可以被听到并最终被看到。”——IDFA杰出艺术贡献奖评委会评语
“在这次精挑细选的台湾竞赛片单中，一个特别的电影体验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与好奇心，带领我们在形式、概念上进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冒险。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现事件之间短暂的可能…一种不吝于分享的窃听，赋予权力而不是鸽子牢笼，创造了一个进入私人时刻的入口，在那里政治和诗歌栖息在日常之中。”——TIDF评委会获奖评语
笔者就这样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IDFA）的中程，因前一场放映延后而一路小跑赶往城市另一角的放映厅赴约。《公园》的制作团队，同时也是你哥影视社（Your Bros）的三位成员，苏育贤、田倧源、廖修慧，正在与散场后留下的观众聊天。在看到远处有白色的雾气和急促的脚步声正在靠近，他们掐掉手里的烟朝笔者挥手。
《公园》在IDFA的放映旅程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the 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内的Rialto VU影院正好走到一半。这家位于大学校园建筑内部的影院所在的建筑还配有艺术于科学画廊的展览空间（VU Art & Science Gallery）、精美的壁画、咖啡馆、开放式酒馆，一体构成教育学习、艺术生活与文化休闲共处的独特场所。
电影放映能在大学城里举办，来信电台也能在台南公园的警卫厅里录制，而我们本次的采访也就选在一楼人声嘈杂的酒馆进行。看着啤酒机因挤压涌出的绵白色泡沫，所有想要交流的兴致也被激活。制片人廖修慧走到我身边笑着问我。“你能喝酒吧？”“能！平时能喝两杯，采访的话，喝一杯就好。”对话与记录在此刻的阿姆斯特丹的夜晚正发生，虽不如，片中Hasan提出的电台[Ini Radio Yinni]那么富有诗意。
在进入对对话录音的誊抄前，再补充一些你哥影视社（后称你哥）成员与台湾移工的过往，也许会对《公园》行走的道路更清晰一些。《公园》是你哥团队的第三部与在台外籍移工相关的影像作品，前有2018年的《工寨》中记录印尼外籍劳工群像的搬演工坊，以及2022年关注越南女劳工群体的《宿舍》（包括4月刚完成的日本横屏三年展的重搭“移工宿舍”项目）。
之前的两部作品《工寨》与《宿舍》都在同一间歇业的工厂拍摄，原定计划要继续这个主题在同一家工厂拍摄第三步作品，但最后因为工厂原址的出售，才更改拍摄计划另寻拍片地点。“既然无法继续在工厂里跟随呈现移工们的生活，不如就回到和潜在角色直接面对面的地方”
——摘自TNL的TIDF《公园专访》
导演苏育贤在以往的座谈与采访中提及他曾因为一则在台印尼籍无证黑工被捕的新闻照，产生了一些想要完成的影像叙事的创作计划。但在与劳工接触并推进项目之时经常反问自己拍摄移工/劳工的纪录伦理问题：到底是出于对在台印尼移工群体的关怀，或对社会公义的追求才拍片，还是只是需要一个拍摄主题或拍摄对象。对于消费苦难形象的纪实影像创作者的伦理困境，导演苏育贤的回答如下。
“我认为[消费]不是扁平的行为，我也并不害怕讨论[消费]，也不想被所谓正确的叙事锁在明确的框架中。后来为什么继续拍摄移工，已经不是来自于那个新闻照片曾经对我的冲击，我发现其实这件事在影像叙事上还可以再推进，所以拍了下一步，当还想再推进它时，又拍了下一步，发展至今”
庆幸的是《公园》在处理劳工/移工话题的前进发展是显著的，《公园》不再固执地将影片设立成[目的性的虚构]与[教义性的真实]的擂台，白日体验的生活与夜晚散落在公园花丛、角落、雨中的诗歌影像共筑成一束带有温柔色调的白光，将在台印尼移工从未为人熟知的隐形生活投射在银幕之上。现实与超现实，讨论与共感，在心灵被带到更远的地方之时，观众已然行走在台南公园的诗歌字眼的美感之中，“有时候看着风景画，想象着画家隔着这张画布面对景色，渐渐的，也成为了风景的一部分。”
《公园》中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转为对诠释者形象的关注，怎么样去避免一种因外部视角而造成的对苦难的凝视（消费），你哥团队给出的答案是去寻找他们的故事是怎么被阐释被诠释的过程。填补在台有印尼社群间社会身份差距的是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下的创作，诗与写诗不光在影像的视听质感上增加一种诗性的有余，更充当着一种结果。
《宿舍》着重身体表演，《工寨》用空间和声场边界被挤爆的超负荷感传达对苦难观看的反嘲意图。而《公园》以诗与影像的艺术感染力与诠释价值，以作者反身性的出现与思考，呈现边界趋向流动的稳定状态。在看见与讨论之外，关注创造的力量。简短、抽象、随机又自由的诗，能够轻易连接起书写者、朗读者、纪录者与观看者的共感与情感联结。情感以一种散漫自在的方式投射在文字的空袭之中，这是一种强烈却模糊，不稳定却悠然的体验，仿佛穿梭在丛林之间，又降落在夜以继日的旋律或电台的沙沙声响之中。以下请跟随片中主角诗人所做的最后一首诗进入台南《公园》的大门，开启你的体验。
“我以为这些电影制作者只是在编造
试图在繁忙的生活中捕捉缓慢的事物
在嘈杂声中捕捉宁静
将身体回归公园的怀抱
……
我曾经是一部理想主义的年轻电影制作的一小部分
我其实没想过
这些电影制作者是如此严肃”
——Asri Jalal 《进入公园》
用诗与广播寻译台南公园
尝试表达超越时空的连接感
原来我们这部片最核心的角色是石头喇叭！
—— 导演苏育贤
采访：
王静怡
受访：
导演苏育贤
制片人廖修慧
摄影田倧源
耐观影：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在台印尼移民”的题材的呢？是原本就已经有了想要拍摄相关话题的计划，还是遇到了Asri和Hasan后才有的初步的想法？
苏育贤：从最初我们的制作团队就很清楚地点要定在台南公园，并且用诗去处理故事，然后就由制片人开始找演员。
廖修慧：一开始比较困难的是要找到习惯以诗歌的形式讲述日常生活的拍摄对象。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印尼翻译是抖音（Tiktok）的小网红，会在社交平台发布一些用印尼语创作的诗歌作品，通过他的粉丝渠道我们有发布过征集的讯息，除此之外就是在脸书（Facebook）的群组里发布招募组讯，希望能写作品的人带着作品来与我们分享。片子里的两位主角就是从带着作品来的十几位应募者里确定的。
苏育贤：我们就在公园做面试，请应募者带着诗歌作品来朗诵，我们在旁边侧录。
耐观影：为什么选择了台南公园作为拍摄的场所呢？
苏育贤：台南公园本身就是印尼移工们经常相聚的地方，所以之前（作品）的拍摄对象很多都是在台南公园找的，所以这一次会有想要直接在台南公园拍摄的想法。
我其实就是台南人，台南公园也是我从小就回去的地方。片子里有关于（公园里的石头）喇叭的提及也是源于小时候的经验与回忆。以前公园的喇叭都直接装在树上放音乐或广播，之后就会废弃闲置。台南公园以前办过一个花卉祭，当时装了很多石头喇叭放音乐，后来闲置到坏掉就成为了公园的景观。每次我再次看到喇叭都会遐想联翩，会觉得它是可以通往虚构的重要物件，某种神秘物件。
耐观影：通往虚构？为什么不是通往过去？毕竟它（石头喇叭）是过去时间经历留下的物件不是吗？
苏育贤：因为当你想到过去那就会产生一种有趣的超越时空的连接感，而我认为回忆、说故事和听故事都有最基本的穿越时空的超能力，所以会觉得这个过程会产生某种虚构的连接。
廖修慧：台南公园离车站很近，所以也是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印尼移工们假日会相聚的地点，再加上公园附近有很多东南亚餐厅，所以对他们来说[台南公园]既节省时间又是免费的地点。
田倧源：从历史角度来说，台南公园其实最早在日拒时代是一块给受伤的军人散步或做康复练习的一块地。同时因为当时日本军人们准备往南亚（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地）进攻，所以在公园里种植了很多热带植物以作测试，所以台南公园的植被种类非常的特别。
耐观影：很有意思！因为首场放映结束后，坐在我旁边观影的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太太有与我分享，她看完《公园》后有感受到一种宁静的力量，特别像行走在丛林之中，也许她的分享并非仅是个人的体验感知，也许在观影的过程中，她与公园的过往产生了一些联系。
田倧源：是的，这个公园很有丛林的氛围。
我们是在调度感觉 —— 导演苏育贤
耐观影：如果说[台南公园]这个地点是因为与印尼移工的生活以及你们（创作团队）的人生经历相关而确定好，那么为什么会选择以[诗]作为承接与表达的载体呢？
苏育贤：因为[诗]作为载体是可以在最精简的语言文字，最小的规模里，用最抽象的方法立刻让大家感觉连在一起。这种文体不需要太多背景知识，也不需要真的认识诗里在描写的某个人或某段历史。所以[诗]在这部分其实和[音乐]很像，它们可以立刻把大家的感受连在一起，感受一种状态，仿佛与自己有关。因为读诗的过程经常会读到与自己生命经验相关的东西，所以在片中有一句台词是说：”如果你听到自己的故事，请不要担心。“
耐观影：电台的设定是因为它可以和诗歌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合可能，才自然而然地把它引入到影片中的吗？
苏育贤：最早的预设是一定有[诗]和[写诗]（的场景），白天收集故事，晚上把故事编排完写成诗表达出来，这些要素对我来说就是最基本最迷人的东西。当我们在听故事或说故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调度时空。过去的东西在当下思考过一遍再讲出来，继而成为当下的故事。好比角色们白天搜集故事，晚上故事编排完放出去，其实很像电影的逻辑，你要有光才捕捉影像，才可以在黑暗的地方通过思考的光再次将故事投放出来。所以说讲故事就是最基本的具有电影感的活动。一开始是只有[诗]和[写诗]，没有广播电台，会加进来的是因为在台南公园里看到了石头喇叭，所以增加了一些声音的设计。
耐观影：对于完全听不懂印尼语的我（或其他观众）来说，当两位角色在念诗的时候，我更多是通过感受印尼语音的起起伏伏，文字语段间的旋律，而感受到一种意境上的美好。同时在理解方面仍十分依赖字幕与翻译，所以在进行翻译工作的难度会很大吗？
苏育贤：超级难啊，因为印尼的[诗]也很讲究音律，很难用中文去模拟或假设，所以我们在将印尼诗翻译成中文的时候，都尽量用最”白痴“，最平实的方式去翻译，但这也牺牲了很多诗原有的美感。有人建议我们中译文也可以用诗的方式来翻译，可是我觉得这很容易出问题，或很容易在讲究中文诗的韵律时进行二次创作，所以我们的需求还是以最准确和平实的方式去完成这部分工作。
廖修慧：不过像Asri写的那些诗，因为Asri英文很好，所以他创作的印尼诗的英文翻译是由他自己校对确认过。
田倧源：对，Asri有润稿过。台北每年都会举办的移工文学奖，早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翻译中文的过程中会带入中文的惯用语，反而改造了诗的原内容，所以我们的做法还是想规避类似的情况。
自然行走在公园的公园里
是对观看苦难的嘲讽的后续之道
影像的力量或特别之处是，让无止境的黑夜成为可能，再用一步走完天涯咫尺。
—— 导演苏育贤
耐观影：对于大量跟随Asri和Hasan的段落，在拍摄时你们与主角们更多是处于一种即兴的状态，还是说在拍摄前有一个调度走位的交流与准备工作？
苏育贤：行走的段落其实很需要两个”演员“即兴的状态，其实他们都不是”演员“。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来台湾念博士，并没有接收过任何专业的演绎训练，所以他们都很需要即兴。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告诉他们：”在你们聊天行走的过程中，我们会怎么拍。“，或是设定一个情景让他们产生对话，比如”接下来你们要聊的话题，我希望你们是用走路的方式聊。“如果很强硬push业余演员去做表演，他们很快就会反应过度，感到不舒服或尴尬。
耐观影：那在两位诗人在漫步台南公园的过程中，同时展现的印尼移工们日常娱乐或生活的片段（弹琴唱歌，与小狗逗乐等等），面对大量的素材，你们是如何进行取舍挑选的呢？
苏育贤：取舍其实很简单，只是说它（段落素材）在影像里面有没有很自在。我们不希望有某个镜头很漂亮，但里面的人很不自在。我们还是以画面里的人最自在最舒服的状态去做素材的选择。但很有趣的是，Asri在拍摄后期其实越来越疲劳，我们当然也就顺着他的状态进行挑选与剪辑，所以最后一部分的成片效果也就很疲劳。包括其中他们在批评与抱怨电影拍摄的内容也都是真的。另一个方面，关于搬演的部分。因为所有的诗都是他们写的，除了影片中围绕印尼盾的倒数第二首诗，是由念诗的印尼女孩写的，所以她那一段是邀请她出演，是搬演的。
耐观影：对比2018年你们团队拍摄的《工寮》（Gubuk）中涉及的搬演形式，无论是整个形式的搬演还是影片最后在画面内人物们拥挤的姿态或嘈杂声音的堆积，都倾向一种要撑破边界的感觉，那《公园》中在与角色的事前沟通是在建立一种形式吗？对于相关移工来信中呈现的社会议题的堆积中又是以什么样的感觉去设计边界的呈现效果的呢？
苏育贤：（调度和走位的提前沟通）更多是形式方面的设计，我没有从边界的角度思考过。因为《工寮》是在嘲讽对苦难的凝听和观看，当大众听到”移工话题“会立刻想到他们最苦难的部分，然而这种苦难已经变成一种惯性。我们好像在凝视移工，或是劳工农民工的处境，但其实那个凝视是浏览的，因为预设好他们的受难者身份。所以在《工寮》里才故意让大家去表演受难，在嘲讽这种观看，但《公园》完全不一样。
廖修慧：《工寮》的最后，观众会看到听到太多苦难的故事，已经来不及接受，反而要被淹没的时刻，猛然发现这些苦难和痛苦都是表演。感觉大家都在爆炸，反而有一种闹剧的感觉。
耐观影：如果《工寮》中是受不住和往外溢的感觉，是边界已经被拉伸到极限值的膨胀的气球的形象，那么在《公园》里可否将它形容成是移工们个人经历、时间界限和地理距离等等边界的模糊？比如我从最后两个镜头（即相连的两个镜头：公园出口和Asri印尼的家门口）感受到的是，对于代表着全球化的流动性群体，无论是移工或求学者，无论走在哪里似乎都一样。因为我们无法真正融入身处的异乡，也没有办法仅凭借回乡就能完成真正意义上回到我们记忆里的家乡。
苏育贤：很有趣的想法。对于最后两个镜头，我的意图只是单纯的认为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结尾，毕竟它是一部影片。影像可以创造出空间和时间感，所以用视听设计或蒙太奇剪辑就能轻松完成时空的跳转，我认为是影像的特别之处。夜晚的时间会感觉跳来跳去，但又好像是同一个没有尽头的夜晚，也是因为他们（两位主角）必须穿一样的衣服和背包，作为联系的元素。
《公园》这部影片给它取名taman taman（taman为印尼语的”公园“）就是因为它（影片）其实就是一个公园里的公园，或者说它是一个公园的镜像。这个公园仿佛是真的实际存在的，但同时它又是仅在影像维度才能成立的公园，它存在于实存的公园里面。只不过影像，让无止境的夜晚达到可能，以及不断穿梭的空间，比如一步/一个镜头就可以到印尼。所以最后一段的设计是为了表达影像里特有的时间与空间感。但你所提到的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好像走在哪里都差不多，仿佛在又不在的感觉，我觉得这种状态也很有趣。
拍《工寮》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带有愤怒的，它是第一部我们做的和移工相关的影片。会有怒气，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移工们在台湾的处境，另一方面是关于我们（创作者与观看者）是怎么理所当然地凝视和观看移工的苦难。这种习惯性的、典型化的、类型化的、被期待的、扁平的苦难。这种凝视下他们只是受难的小单位而已，他们不是实际存在的个体。所以《工寮》是从很大程度消化这种怒气。
可是到《公园》，因为已经拍了几部和移工相关的片，怒气逐渐慢慢转移成继续探索移工生活中具有启发性的故事，或者说又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面孔，可以去推进它，走一步，再推进，再走一步。《工寮》和《公园》会差很多的原因就好比，走一趟路，我们已经离开了最开始的起步点，在走进去的过程中遇到别的事情，然后继续继续拍下去。
耐观影：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让我们重新回到主角们的身份区别。影片跟随的两位主角Asri和Hasan是来台湾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但他们念到的来信几乎都来自在台的印尼移工，正如他们在片中某一个场景所谈论的”台湾奖学金资助印尼留学生与印尼移工解决台湾缺失的劳动力“之间的地缘政治伦理逻辑。您是怎么设计的这两种身份读与被读的关系？
苏育贤：实际的想法是想把视角放在[诠释者]，我们都是诠释者，作者、评论者、艺术创作者、内容创作者，都是在诠释一个现象，编辑输出一个结论。然而在我们以往的诠释、编辑和创作的过程中，移工通常以肖像或现象的方式出现，缺乏实际的自我表述，事实上也不需要，这就是现象。这两个创作者也在片中呈现他们编辑现象的过程。《公园》与移工有关，但并不是有意想让移工们现身说法，将自己的处境拿出来展示。《公园》还是与[观看移工]有关，观看者是诗人，也是创作者，是观众。比如你刚提到的政治伦理，求学的诗人们因为移工们的存在而得到政府的奖学金。那么《公园》就是他们在诠释为他们贡献这份政治伦理额度的人的作品，也是一份诠释者的影像。
人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想要传达出去的讯息，但我并不知道这部电影想要传达什么讯息。也许他们想做一部不想传达讯息的电影，任凭观众自行摸索。
—— 主角/诗人As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