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遍戛纳全部奖项的这对兄弟导演还能活跃多久

“她们还没长大，却已经成了母亲”

2025年戛纳电影节上，达内兄弟的新作《Jeunes Mères》（《年轻母亲之家》）拿下了主竞赛单元的最佳剧本奖。这是一个低声讲述的故事：没有宏大情节，没有戏剧反转，没有成功或失败的终局。电影聚焦比利时一所“母婴之家”，五位年轻的、未成年或刚成年的女孩，在照顾婴儿的同时，也在试图理解她们自己作为“孩子的妈妈”的身份。

影片没有所谓的传统性的主线剧情，但每一句对话都像细针般扎进心里隐隐作痛。

“她没丢下我，她只是把我安置了。”

“那有什么区别。”

没有哭喊，没有嘶吼，只有话语的钝痛。她们的生活充斥着被选择的人生，被评价的能力，被交付的责任，也充满了现实的冷漠与无奈。

年轻母亲之家

01 碎片化叙事与真实对白

电影的剧本构建放弃了传统的起承转合。它不追求明确的高潮或转折，而是通过碎片化的群像叙事，用纪录片般的手摇式纪实镜头平凑出五位年轻母亲的故事：

Jessica是整部影片情绪最脆弱也最倔强的角色之一。她临近分娩，脸上仍带着未脱的孩子气，肚子却已经高高隆起。在生产前，她执意寻找那个在她出生后便抛弃了她的亲生母亲。她坚信自己不会像母亲那样抛弃孩子，但这种执念驱使她一次次做出冲动甚至危险的举动，也因此让她的“母职能力”被制度怀疑。

Perla则是一位看似成熟却极度缺爱的年轻妈妈。她带着儿子Noé，在青少年监狱门口守候着刚出狱的男友、孩子的父亲Robin。但当Robin冷淡地表示自己不想再承担父亲的责任时，Perla一度将儿子独自留在家中，只为去挽回这段早已注定失败的关系。

Julie曾是瘾君子和街头流浪者，如今正努力重建生活，与男友Dylan共同申请新公寓。当两人成功获得理想住处时，影片短暂给予了一丝希望的喘息。但理想与现实总是一线之隔。Julie面对毒瘾复发时的挣扎，让人感受到“重新开始”这件事的困难与代价。

Ariane面对的困境既来自当下，也源于童年。她的母亲Nathalie酗酒成性，情绪易怒。为了不给自己的孩子复制同样的童年，Ariane做出艰难决定要将孩子送养。放手或许会是唯一的解脱。而她的母亲，则用虚假的承诺试图说服她留下孩子，仿佛几句“我会戒酒”“我会变好”就能改写压抑的一生。

Naima出场最短，仅在一次欢送会的场景中出现，作为成功离开母婴之家、独自生活的个案。她像一道光，划过画面，而她的出现，也构成了影片的希望象征。

每个人的故事都没有结果。她们在共享厨房里哭泣，在走廊里争吵，在评估会前沉默，在心理医生面前敷衍，但镜头不带有任何居高临下的审视，只是富有同理心地、真实地记录了一切。达内兄弟用碎片结构的剧本策略，完成了对“年轻母亲”群体身份的社会性再现：不是谁的故事被讲述，而是她们共同的存在状态被呈现。

片中的语言像一把钝刀，没有任何诗意修饰。这些女孩的发言往往支离破碎，情绪打断频繁，语言逻辑不完整。停顿与犹豫的台词设计在片中随处可见，准确捕捉了心理状态的微妙波动。每个女孩的声音都各具特色，情绪粗粝而真实，也承载着她们尚未成形的梦想，令人为之动容。

02 母婴之家：庇护与控制并存

整部电影几乎都发生在一个封闭空间中，也就是那所“母婴之家”。它是一个为未成年母亲提供庇护和支持的场所，也是国家体制对这些女孩进行监管、评估与干预的前线。在这个空间里，母爱不再是天然的权利，而被视为一项需要证明的能力。影片中，工作人员说：“我们会重新审查你的育儿能力评估。”这句话在语气上近乎温和，却在本质上揭示了制度权力的冷峻逻辑。

面对这样的环境，其中一位女孩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愤怒质问：“如果你们觉得我不配当妈，那当初为什么让我生下来？”这不仅仅是情绪发泄，也是对系统性失序的本能反击。她的反问击穿了“庇护”与“控制”之间那层薄薄的伪善外衣。

《Jeunes Mères》通过这个空间设置，描绘了少女母亲的生活片段，女孩们在这里接受被动观察、被动改造、被动定义。空间既提供庇护，也设下无形的围栏，电影用极其克制的方式揭示出，这是一场温柔却彻底的制度审判。

03 她们不只是“母亲”
更是挣扎中的女性个体

《Jeunes Mères》是达内兄弟创作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转向。与《孩子》《罗塞塔》《两天一夜》等旧作相比，这部作品真正将女性群体置于叙事核心。不是男性困境的映射、不是社会机器里的辅助角色，而是完整的、复杂的、有话语权的主体。

达内兄弟一贯关注被边缘化的人，那些被制度遗忘的小人物。他们的现实主义之所以打动人，正是因为始终把人当作具体的人来看待，而非社会结构的符号代表。而《Jeunes Mères》走得更远，它不只是转向女性，而是试图挖掘女性在母职、身份、创伤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多重挣扎。

影片里的女孩们，面对的不只是孩子，还有家庭、机构、道德标签和未来的不可知。她们既要承担母亲的身份，又要处理未被抚平的心理创伤，还要在模糊的权力关系中找到一点点空间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正因如此，《Jeunes Mères》不是一次简单的“视角变化”，而是达内兄弟叙事美学的更深层的尝试。他们没有改变镜头的冷静，却改变了观看的方向：不再去看女性如何失败，而是试图理解她们如何活着，如何在困境中努力做出选择。

正如Jessica在整段沉默之后轻轻说出：“我不想变成你。”这是对母亲的指责，也是一种艰难的对自我命运的抗拒。而Perla一遍遍重复：“这不公平。这是我的孩子。我怀了他九个月。”这些不带修辞的句子，才是真实情感最赤裸的表达。

这一次，达内兄弟真正把“选择权”还给了女性角色。她们可以留下孩子，也可以放弃；可以试图改变生活，也可以承认无力。导演没有替她们安排救赎，也没有强行写出结局，而是把叙事空间让出来，让她们自己发声，哪怕声音微弱、破碎、甚至无果。

为什么最佳剧本？

《Jeunes Mères》之所以能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上摘得最佳剧本奖，绝非偶然。尽管影片的评价中，不乏有认为群像剧当中一些角色和情节显得略微薄弱发展不足的声音，但整体而言依旧是一部完成度较高的扎实之作。

它的剧作结构极为紧凑而清晰，在不设主线的情况下完成了五位女孩各自故事的展开与交叉，群像叙事却毫不混乱。每一条人物线都不是简单的“讲完”或“完成”，而是在一个个停顿、犹豫、反复和沉默中呈现出各自的轨迹。更难得的是，情绪起伏并不靠情节反转堆砌，而是埋藏在极其日常的对话、动作和犹豫之间，推动故事自然流淌。

影片的对白设计也高度精准，几乎全片都由断裂式、非修辞化的口语构成。剧中人物常常语句不成句、逻辑不连贯，但正因如此，每句话都贴近真实情绪，而非服务于戏剧性表演。这种“非表演式的语言”，创造出一种特殊的剧本质地。不是舞台语言，也不是文学语言，而是现实中挣扎的人说话时的样子。不是语言多么精致，而是语言如何让人物成立。这种克制、冷静、精准的写作风格，没有情节炫技，却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谁能定义母亲？

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除了《Jeunes Mères》以外，还有另一部围绕母职展开的作品——一种关注单元的《Love Me Tender》，由法国导演安娜·卡泽纳夫·康贝执导。这两部片子一个关注未成年女孩、一个讲述中产女律师，却在主题深处达成奇妙共振：母亲究竟是谁？她是天然的身份，还是社会定义下的角色？她能否选择自我，又是否有资格被选择为母？

《Love Me Tender》的主角克莱芒斯是一位公开出柜的女律师，在坦白自己与女性的恋情后，被前夫以“母职不稳定”为由剥夺了对儿子的监护权。整部电影围绕一场漫长的法律斗争展开，语言锋利、结构紧凑，聚焦的是制度如何用所谓“子女最佳利益”来处罚女性的自由选择。在这段过程中，她一步步从律师转为作家，在社会偏见、自我认同和亲子关系的夹缝中，努力寻找着自我的存在。

对照《Jeunes Mères》当中，年轻女孩们没有言语权，只能被社工“评估育儿能力”；而《Love Me Tender》中的中年女性，即便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远高于前者，仍然在父权法庭面前被当作“不稳定因素”而失语。一个是被动承接母职，一个是主动争取母职，一个在沉默承受，一个在公开对抗，但同样都被剥夺了真正的选择的权力。

《Love Me Tender》和《Jeunes Mères》这两部影片，共同构成了一种在戛纳呼应的“非典型母职”的主题。悲伤不是终点，自我意识的觉醒才是旅程的开始。

“她们是未被理解的个体”

整部电影没有结局：孩子是否被留下，母亲是否“合格”，生活是否改变，观众都不得而知。电影不是为了让我们看到结局，而是让我们去理解她们。

影片结尾引用了阿波利奈尔的诗《告别》。这不仅是母亲对孩子的独白，也是年轻女性对这个世界的告解。她们不逃避责任，只是能力有限。她们或许无法拥有理想的生活，社会认可的所谓“成功”，但她们仍在努力，仍在爱。而导演试图要求的，也仅仅只是同理心罢了。

参考资料
The Guardian (2025). The Young Mother’s Home review – outstanding return to form for the Dardenne brothers.
In Review Online (2025). Young Mothers – Cannes 2025 Review.
Screen Daily (2025). Young Mothers Review – Dardenne Brothers Cannes E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