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伟的新片，我们恐怕不能从人类视角来观看

Pteridomania，字面意思是“蕨类植物狂热”，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的维多利亚时期。这绝非仅仅局限于植物学领域，而曾是一场真正的文化狂热——蕨类植物收藏、栽培和绘制成为了一种跨越阶级的全民爱好，无数人涌向乡间采集蕨叶，将它们压进标本册或印上陶瓷。

《寂静的朋友》

《寂静的朋友》是一部绝对意义上的“植物学电影”，影片的故事分为三段时空、并且每一段都围绕植物学研究展开，可伊尔蒂科·茵叶蒂似乎并没有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植物狂热复现在 21 世纪的银幕上的野心。在第一遍观看时，我想人们一定会注意到影片的视听语言似乎在模拟一种植物的视点，仿佛影片中的植物在系统地、能动地观察着人类。

这种“万物有灵”的概念似乎是出于某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然而在去年有幸采访到茵叶蒂导演时，她对此的回应却令我着实惊讶：植物当然不具备观察人类的能力，这不是在建构人类与植物乃至自然之间的往返凝视，之所以设置这样的机位是想让观众意识到，观察这个世界理应有更多角度。

复调中的银杏树

角度，的确是本片最重要的打开方式。整部影片虽然被划分为三个时空，但每段时空的核心都是那棵生长于德国大学城的银杏树。影片的剪辑并未增添任何说明性的过渡，而是采用了不同的影像介质进行区别：1908 年，黑白胶片中的 Grete 成为了大学的首位女性学生；1972 年，彩色胶片中的 Hannes 在这里度过了悸动又迷惘的青春时代；2020 年，在彩色数码影像中，神经学家王教授因疫情的原因被困于此，却意外地通过与这棵树的实验收获了新的发现。

黑白与彩色、胶片与数码，这样的选择绝非是单纯的时间裁断，因为在这些不同介质的影像内部也各自形成了一套洞悉所处时代的电影语言，而且彼此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有机的：黑白时期的镜头总是处于静止的状态，并且很少出现多人镜头，这与影片中那个禁锢、压抑的时代气质极为契合，而景别的选择又通常是逼仄的，这使得 Grete 在行走、舞蹈等动作中仿佛被框定着、处处受限。

到了 70 年代，高饱和的彩色胶片与躁动的颗粒感先验地赋予了这个时代年轻的活力，而摄影机也开始大胆地处于手持之中。当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愿意肆意地释放荷尔蒙，特写镜头也成为了传递情绪的极佳工具。

而当影片“重返”当代，摄影机似乎又被某股重力牢牢固定在了一个位置——不同于上世纪初，大量大远景的使用、以及在个别时刻穿插两极镜头，共同塑造了疫情时期外界与人们内心的荒芜。

而这棵银杏树作为三个时代的共同见证者，像是一道“幽灵”穿越于不同的影像介质中。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打破不同时空的影像法则的存在，Grete 、Hannes 、王教授都与其建立了某种“莫逆之交”。然而树前的草坪仍旧会依据时代进行拍摄方法上的区分，从上个世纪到当下，拍摄草坪的机位从高到低、甚至直入地下，这种由远及近的距离感与影片中人们对自然亲近的程度完全一致。

语言的迷思

故事的开始是王教授的时空，随后通过独特的视听语言体系驱动了影片的时间流转。电影语言之外，影片中的角色所使用的语言同样引人深思：Grete 难以在那个充满偏见的时代难以用丰厚的知识和语言为自己雄辩；Hannes 面对心爱之人的告白，又总是害怕词不达意。

而在由梁朝伟饰演的王教授身上，这种语言的迷思得到了进一步扩散：作为一位从香港来到德国访学的神经学教授，得到的见面礼是一份当地的特色菜肴：脆皮猪肘。对于王教授本人是否是一位素食主义者我们好像无从考究，他显然不会拒绝他人的善意，可通过在拿起刀叉前脸上闪过的一丝微妙表情、以及饭后在银杏树旁的剧烈呕吐，让我们同样感受到了他的言不由衷。

掌握多门语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似乎是沟通的便利，然而对于王教授此后的旅居却带来了诸多窘境：助教是一位华裔女孩，比起粤语、英语反倒更像她的母语。疫情的陡然降临让王教授被迫独自隔离于这所大学内，他们自此只能以视频通话的方式交流，一切都变得如此困难。

与疫情降临一同出现在王教授生活中的，是这所大学的执勤人员。这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并不会说英语，面对王教授的神经学与植物学实验也总是报以怀疑的态度，这不免在两人之间产生了间隙。而助教此事的态度同样冷淡，她并不希望在异国他乡的王教授招惹麻烦，那些可以自由进出实验室的权限卡，她决定放弃这个举手之劳的机会。

人们总是以为语言能够建立联结，然而它们却制造了藩篱。在不同的语境中去斟酌、推敲，并试图为事物赋予唯一的意义，这本就是一种近乎极权思维的、对于繁杂世事的简陋剖析。

反而是那些告别语言的时刻，我们能从中感受到真切的美好：王教授的第一堂课上，教室的灯被熄灭，一个闪光的球体在无声中被默契地传递着、从未掉落；在与法国植物学家 Alice 线上沟通的时刻，王教授真切地感受到了研究的动力——与植物对话（同样是视频通话，助教永远存在于王教授的电脑屏幕上，而 Alice 的画面则是客观真实的，又一个视听的巧思），他随即试图把自己的神经与植物相连，银杏树淋雨时、他也站在了浴室中感受水流。

至于那位性情古怪的德国人，二人在食堂中偶遇，王教授打开了谷歌翻译来试图让彼此和解，虽然语言的意义已经传达、但空气中的尴尬感依然挥之不去。还记得影片伊始的那个脆皮猪肘吗？到了最后，文化的隔膜依然由食物驱散：对方向王教授推荐了自己家乡的一道特色菜肴，“Himmel und Erde”——天与地，他用手指比划了两下，然后自顾自地开始享用这道从小陪伴他的食物，王教授一同开始细细品尝。这一刻，无需谷歌翻译，两人心灵之间的距离瞬间从天地般的遥远得到了彻底的消弭。

理性的孤独

如果同前文所述，这个故事说到底、还是在围绕着人类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与此同时，茵叶蒂理性的电影方法又回绝了观众“万物有灵”式的解读，那么这棵银杏树之于影像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并非单纯的客体。这一点我觉得可以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阐述：他同样反对心理主义和经验主义，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通过“悬置”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专注于意识中现象的呈现方式。

由此，在那个女性被要求夜不出户、衣着言行“得体”、与异性接触克制的年代，作为大学校园里的首位女性学生，知识似乎仍未改变 Grete 的命运，周遭的一切依然保守而偏见。但是知识改变了她的认知：在学习了植物学与摄像术之后，显微镜下植物的内部结构与女性的身体在 Grete 眼中产生了奇妙的互文。

到了更加自由、开放的 70 年代，反文化运动在欧洲方兴未艾，大学校园既是青年的象牙塔、更是庇护所（值得一提的是，茵叶蒂本人的青春岁月也在这个年代度过，提及这段影像时，她有些兴奋地引申到了自己那段草长莺飞的日子）。在这里他们无所顾虑地探讨着意识形态、权力、乃至性，并无拘无束地组织游行、静坐等抗议，而心思内敛的 Hannes 在这样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在爱人离开的日子里，陪伴他的只有爱人留下的天竺葵。通过测试，他意外发现天竺葵同样在见到自己时具备某种反射。

困于疫情中的王教授，最早是携婴儿脑体实验而来：婴儿的脑部活动较之于成年人更为活跃，原因是他们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并非单纯试图说明成年人注意力更为集中，二者的脑波比较图示似乎是某种比喻：成年人总是主观上为自己的思维设限。

观察的角度。还记得我们文章开端所提出的这点吗？这也是在与茵叶蒂交流的过程中令我同样惊讶的地方：在看完她的一些前作（像是《肉与灵》《我的二十世纪》）后，我会认为超现实主义会是她主要的电影方法之一。实则不然，这些意识流的段落源自于她对于现实理解的分野：“现实这个有限的概念并不那么有趣，它无法描述我们的大脑如何运转、我们的灵魂如何栖居，”她用了一个动人的比喻令我记忆犹新，“我们的梦境与想象，与我们面前的桌椅同样真实。”

一切影片中谈及的实验均来自于她过去这些年亲自研究、调查所得，在我请她向影迷朋友们推荐一些影片或是书籍时，她却说想要更好地理解《寂静的朋友》，其实最好去读一些学术文章，随后便仔细地向我罗列了那些理论家的名字。从过去我设想中的东欧梦核瞬间化为了现实中无比理性、严谨又不失真诚的导演，不免让我有些错愕。一时语塞后，我还是鼓起勇气分享了自己对于银杏树的意义的理解——孤独。

她笑了。那个笑容很有力量。然而仅就孤独这一主题，全然无法涵盖本片的杰出之处。事实上，单单是梁朝伟的面孔就已然具备孤独的叙事了。这部影片的伟大之处在于，通过无数科学的方法论来实现对于“孤独”这一哲学命题的沉思。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科学与哲学的差别是如此难以磨灭，以至于当我们在谈论其中任何一者时，很难同时触发对另一者足够的延伸。然而茵叶蒂正是抓住了二者少有的共通之处——理性，来通过影像艺术让二者实现了合奏。

这段二重奏所演绎的现代社会的肌理，便是人类之间愈发可悲的“厚障壁”。那些人们尝试去理解、感受自然的时刻，皆源自渺小而孤独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