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手册》专访蔡明亮

Vers le silence 

趋于静默

Entretien avec Tsai Ming-liang

蔡明亮专访

《手册》:和您最开始的三部作品相比,您现在的电影有什么变化?

蔡明亮:真的蛮久了,我也好像一直没有再看过。但是毫无疑问是这几部电影确定了我的创作风格,直到现在我还沿着这种风格在继续创作。

《手册》:但是在看这三部跟后面的几部相比较而言,感觉从《青少年哪吒》到《河流》有了很大的变化,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在发展?

蔡明亮:这三部电影之所以具有连续性, 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许多共同的演员和场景。《青少年哪吒》是一部比较写实的作品,《爱情万岁》更具戏剧性:那么,对于《河流》,我认为它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

《手册》:在《爱情万岁》和《河流》中,展示了不加遮掩的性爱场景,甚至出现乱伦,当时这些电影是如何在台湾上映的?

蔡明亮:即使观看的观众很少,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并不是出于道德原因。首先,他们因缺乏娱乐性,缺少明星,没有吸引公众,传达台湾及其居民的丑陋和过于黑暗的形象而受到批评。我唯一的成功是《天边一朵云》,因为在性方面的表达更为明确,许多观众在看之前多少抱着看色情片的心态,但是看完后都觉得被骗了!

《天边一朵云》

《手册》:尽管您的影片没有取得比较好的票房,您依然在持续拍摄。

蔡明亮:我一直得益于文艺界的支持,即使业界从来没有欣赏过我。我还通过一些自己的发行方式得以幸存,比如2001年的《你那边几点》,我就亲自走到大街上和校园里去卖票!就这样我成功的在自由创作和商业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手册》:在您的全部电影中,有一个最显著的元素,那就是主演李康生,他出现在您的每一部作品中?

蔡明亮:当我最开始和他拍第一部戏时,我从没想到下一部还是会和他一起并持续三十年。我第一次和他碰面是在一部电视电影中(海角天涯,1989),我真的被他的迟缓带乱了节奏,没有任何人会像他那样演戏。紧接着,他就把我深深吸引了,并成为了我内心的一种映射。他对于我的电影风格以及节奏贡献了非常多。

《手册》:除了主演的身份,您也在这年的每部电影里看到了他身体的变化。

蔡明亮:正是通过《河流》这部作品让我意识到他身体的变化给我带来了多大的感动,以及这样观察他躯体的逐渐衰老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在商业片里,没人会想看到生命残酷的一面。但是对于我来说,越真实的东西,触动越大。

《手册》:在电影《日子》中,李康生因为遭受痛苦而变得身体扭曲,开始接受各种治疗,这让我们想起了《河流》里的场景。

蔡明亮:它来自李康生的真实生活,颈部疼痛几年前就开始让他痛苦不堪,毫不夸张地讲,他的脖子扭了好几个星期。我陪他一起去做了治疗,然后我把这个过程放到了电影中。《日子》是来源于一部五六年前我助手拍的纪录片,我当时在拍另一部电影。李康生在三四年前生病了,正是在另一个人拍摄的这些纪录片上,我发现他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变化。看到他被囚禁在生病的躯体里,我触动很深。我征得了他的同意,拍摄他就医和复建的过程。

李康生

《手册》:这就是《日子》剧本的由来吗?

蔡明亮:最开始,它并不是拿来放映的。我原本准备拿去博物馆展览,做一些关于旅行的内容。但是之后发生了另一件事,我遇到了另一个演员,一个在泰国工作的老挝人,我们视频过几次,然后发现他的动作太美了,尤其是做饭的瞬间。于是我开始在泰国拍他,慢慢的,我有感觉或许可以把他俩拍到一起:一个人困在生病的躯体中,另一个人身体健康完好却困在泰国。这些影像创造了这个故事并最终让他俩走到了一起。

李康生(左)和亞儂弘尚希在《日子》里的激情床戏

《手册》:近些年,您的镜头语言越来越向着简洁、静止和静默的方向迈进 ,在《日子》中,甚至都没有对白?

蔡明亮:对我来说,影像才是首当其冲的,形式要大于内容。我想视觉和感官活动起来,而不是用台词来束缚它们。无论是缓慢的节奏,凝视的镜头还是单调的机位,这些都是为了让观众更好地沉浸入画面,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手册》:《郊游》之后,看来您已经不再相信虚拟小说。

蔡明亮:我从来不认为电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讲故事。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拍摄身体、感官。在《郊游》之后,我感到了极大的疲惫。我厌倦了写剧本来迎合市场需求。即使是作为一个观众,这些情景也让我越来越觉得矫揉造作,远离了本真;我不想再写这些了。我想追求的并不在想象力的范畴。

《手册》:近几年来,您的作品越来越趋向于简洁、静止、沉默,但像《洞》或《天边一朵云》这样包含音乐喜剧场面和相当古怪幽默的电影,我们从中能感受到您也受到了幻想,生机等事物的诱惑。您有没有彻底放弃这条路?

 蔡明亮:在当时,我希望电影可以受到大众的喜爱,这并不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我想看看自己是否能被大众所接受。但是现如今,我从中解放出来了,我不再依附于电影产业了。我依旧喜欢听老歌、看音乐剧,所以我并没放弃这种类型的电影,但是我更倾向于简单。而且我渴望自由,渴望不再被日程,工作计划,期限所束缚。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继续拍摄。看到我在工作,拍摄《日子》的年轻摄影师张钟元要求我去买个小相机单独拍摄,这让我很有启发。现如今能体现出我诉求的一个例子就是《脸》,我拍摄了面对着我的十三个人:我长时间观察他们的脸部,而不把它们对应到人物身上。

《手册》:您在2003年的电影《不散》中拍摄了一个影厅的死亡,这些年您又为博物馆拍了几部电影。你的电影发展轨迹似乎把你引向了其他地方,而不是传统的放映场所。

 蔡明亮:拍摄完《不散》后,博物馆恰好找我合作。我喜欢博物馆,首先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它们非常尊重作者所期望的感知,它们使观众可以沉浸在可掌控可变化的时空里,并更自由地找到观影位置。我还喜欢的博物馆的一点是,作品可被观赏的期限不取决于票房,它们被给予了更宽厚的存在时间。

《手册》:我在柏林电影节的大屏幕上看到了《日子》。对我来说,在大荧幕上观看您的这部电影似乎是完全沉浸在其中的必要条件;但在法国,这部电影只在电视上播放了,不免丧失了一些韵味…

 蔡明亮:由于疫情影响,我没办法掌控《日子》的放映情况,比如在美国,它是在露天电影院和汽车旅馆放映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车上看这部电影的情景!所有声音方面的细节都没法呈现了。理想情况下,电影应该在好的影厅或是在博物馆放映,在这些地方,我们才能保证放映质量。

《日子》

《手册》:您已经拍过了很多孤独、孤立和污染的故事,您会不会想拍一部与当前世界相关的电影?

 蔡明亮:我没法拍摄戴口罩的演员,我太喜欢拍人物的脸以及他们的表情了。对我来说,疫情是虚无的、空虚的。我在这其中唯一想做的就是休息,什么也不想。

F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