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活着，却早已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尊严——这部港片拍透了底层的绝望

影片伊始，一个俯视长镜头将焦点对准一辆在情人节当天于闹市区行驶的双层巴士。镜头一路跟随它的行迹缓慢游走在香港的市井街头，并随后目睹这辆巴士在十字路口前行、转弯、降速，然后，轰然爆炸。邱礼涛执导的新片《我们不是什么》（We’re Nothing at All）便由此拉开序幕，本片将于10月16日在美国公映。

《我们不是什么》 

We’re Nothing at All

电影自身包含了非常浓烈的黑色气质，在铺展故事的叙述里充满了对罪恶、杀戮、暴力等“黑色性”元素的描写，并且毫不避讳地直接展现死亡。无论是残肢横陈、血腥弥漫的案发现象，抑或是没有遮挡的尸体特写，这些可被理解为克里斯提娃（Kristiva）笔下的“卑贱体”（abject）的视觉意象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式抛出了整部影片探讨的核心议题——那些卑贱、不洁、令人不适的对象，那些已经发生过却一次又一次被遮蔽的事情，还有那些看着一切邪恶发生却总是无动于衷的“我们”。

隐忍和愤怒是影片故事发展中无法避开的情绪主线，因为几乎每个人物身上都或多或少因压抑忍耐产生过暴力冲动。离职六年的前警队主脑龙Sir（谭耀文饰）因被邀参与巴士爆炸案调查而被同事言语阴阳、前往案发现场的亲属会被警方冷酷告知行为逾矩、而影片的主人公、也是自杀式引燃乙炔瓶的一对情侣晖仔（江𤒹生饰）和Ike（陈毅燊饰）更是生活在社会的逼仄夹缝里，承受着莫名的指责和偏见。

他们是在偌大世界里艰难求生的小人物，出身底层，贫穷卑贱，也整日在社会底层和暴力边缘游走。警员会“依法”没收Ike在街头卖画时全部的作品，晖仔作为建筑工程队的劳工会在要求返还应有工资时被冠以聚众闹事的罪名，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甚至他在去街边一家普通餐厅当服务员也会莫名夹在厨师和食客之间，成为两人着急食饭和着急出餐的愤怒出气口，被迫承担两份恶意骂名。但面对这一切，哪怕二人以暴力斗争相胁，用肢体抗争不公，即使他们放肆怒吼、争吵打斗，却最终只能拥有一个注定的结局结局——忍耐，而忍耐的潜台词是，他们是在这个社会上已经消失的人，因为他们虽然活着，却早已潜在地被剥夺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尊严。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二人经历为主线的画面呈现中多采用近景、中景，很少以大远景具象化描写人在社会之中的位置，这样的镜头语言反而会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因为它甚至不留情面地揭示出二人与周围环境的断裂，以及在社会层面上的失语。如此庞大而汹涌的世界里，能允许他们自由喘息的地方，却也仅仅只有拥挤逼仄的几平米劏房和一张狭窄的床，他们无家可归，也最终无处可去。

影片更是采用多线叙事来强化人物的宿命性和悲剧感，扭曲的时间序列与人物自身经历互文，碎片化的情节展开让故事不断在警官探查与Ike/晖仔的双线视角跳切，观众借以拼凑出的二人生命经历也随之显得漂浮、不值一提。他们被众人遗忘，只能凭借对方的身体和柔情触碰到这个冰冷城市里不多的温情，然而将二人全然抛掷到悲剧境地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家人的鄙夷。Ike因坦诚性向而遭受家人无端辱骂被赶出家门，晖仔更是出身窒息压抑的问题家庭，当晖仔终于持刀完成对性侵犯父亲的报复反击时，他便自知自己已经无处可逃了。于是在巴士上完成最后一吻后，二人引爆了早已准备好的乙炔，累积的怒气擦亮死亡的筹码，用最不似人样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作为人的告别。

我们不是什么，影片用英文译名巧妙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We are nothing at all，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被抛掷在荒野里的尸体，影片于是讲述了一则关于暴力、漠视与自杀的讽喻故事，以工笔画式一一剖白的方式探讨在更大的层面上，人为什么不能被允许以人的方式存在，我们的生命因何而丧失。影片的故事主体实际上源自1998年发生在武汉的真实公车爆炸事件，而在香港语境下重新讲述这一案件时，导演也表示其目的在于承载不同的城市经验。而断体残肢这一血腥的卑贱意象也在不断威胁生者的主体意义，撕扯着生与死、公平与罪恶的边界，从而在观影中极度的感官刺激与耸动的暴力场景中逼迫观众去思考，是否在无端的悲剧与近乎绝情瘫痪的社会运转秩序面前，我们都在不自觉中成为了雪崩前的最后一片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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