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常客法国导演斯蒂芬·布塞（Stéphane Brizé）带来聚焦法国职场的新作《优秀卒子》（Bon Petit Soldat）。对于熟悉法国电影的观众而言，布塞几乎已经成为当代法国“职场社会电影”的代表人物。从2015年的《市场法则》、2018年的《开战》，到2021年的《另一个世界》，他的摄影机一次次进入法国人的工作场所，把失业、裁员、劳资冲突、企业管理以及人在经济体系中的异化搬上银幕。然而到了《优秀卒子》，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位导演观察法国社会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这并不是因为布塞突然停止批判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优秀卒子》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批判甚至比过去更加尖锐。真正改变的是他的摄影机所面对的人：过去他最关心的是被制度伤害的人，而这一次，他开始认真观察那些负责执行制度的人。于是，一个过去法国社会电影中非常容易被简单处理成”反派”的群体一一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一一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困境、逻辑乃至合理性。
也正因此，《优秀卒子》不仅是布塞职场电影序列的一次重要转向，也可能无意中记录了今天法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种更深层变化：当一个长期具有鲜明左翼传统的社会开始重新讨论责任、效率、权威、竞争力和个人选择时，过去几乎不需要讨论的“政治正确”，正在慢慢右转，失去天然的道德优先权。
Un Bon Petit Soldat
优秀卒子
编剧: Coralie Amedeo / 史蒂芬·布塞 / 奥利维尔·拉戈斯
主演: 阿尔芭·罗尔瓦赫尔 / 文森特·林顿 / 谢里夫·安杜拉 / 大卫·塔伯特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语言: 法语 / 意大利语
上映日期: 2026-09-10(威尼斯电影节) / 2026-11-25(法国)
片长: 102分钟
从“被管理的人”到“管理的人”
《优秀卒子》的故事并不复杂。43岁的Carla Moretti是一名能力出众的职业女性，新近进入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担任人力资源负责人。她工作投入，精力旺盛，几乎把整个人生都交给了职业。公司交给她的任务听上去也非常符合当代企业管理的话语体系：既要改善员工福祉，又要实现集团制定的绩效目标。但当Carla发现自己负责的部门存在严重的有毒管理问题时，这两个原本可以同时写在企业宣传册上的目标开始发生正面冲突。在员工利益、企业利润、上级命令和自己的职业责任之间，她能够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
如果把《优秀卒子》放布塞过去十年的创作序列，这个主人公的位置尤其值得注意。《市场法则》中的主人公是失业者，他面对的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市场以及不再需要自己的时候，一个人如何维持尊严。《开战》把摄影机带到工厂和工会，当一家仍然盈利的企业决定关闭工厂，劳动者还有多少真正的谈判能力？到了《另一个世界》，布塞的视角已经开始向上移动，主人公成为必须执行集团裁员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不再单纯是资本的受害者，却同样被夹在集团目标、员工利益和家庭生活之间。
《优秀卒子》则终于完成了最后一步：摄影机真正进入了管理体系内部。
事买上，布塞自己承认，这部电影最初的构想产生于《另一个世界》之后，但他一度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跳出《市场法则》《开战》和《另一个世界》已经形成的框架。真正让他重新对这个故事产生兴起的，是Carla这个“受到一个自己尚未充分意识到其暴力性的系统支配，却又以极大的热情服务于这个系统”的女性。导演希望进一步追问，究竟是怎样的个人脆弱和心理裂缝，让一个人最终服从于来自组织的残酷命令。
于是，《优秀卒子》不再主要讨论“资本如何欺负劳动者”，而开始讨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一个组织究竟是如何让那些本身并不邪恶的人，主动成为制度最忠实的执行者？
Carla不是恶人，她只是一个“优秀卒子”
如果按照传统法国左翼社会电影的逻辑，Carla其实非常容易被塑造成一个反派。她是HR，是管理层，是企业政策的执行者，她嘴里说的是员工福祉、企业责任和组织价值，最后却必须面对利润和人的利益之间的冲突。
但布塞偏偏没有这样处理她。
Carla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不是冷酷，也不是野心，而是缺乏安全感。她工作极其努力，能力出众，为职业牺牲了大量家庭生活，却始终怀疑自己是否真正配得上现在的位置。布塞甚至直接使用“冒充者综合征”来解释她的心理：当一个人始终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匹配职位时，组织给予她的位置就会逐渐变成一种心理债务。她越觉得自己“不够好”，越需要通过勤奋和服从证明公司当初选择自己没有错。
这其实比一个邪恶老板压迫员工可怕得多。因为Carla并不需要别人每天强迫她，她自己就会完成这一切。她努力、负责、永远在线、不断解决问题，甚至真诚相信自己是在履行一个优秀管理者的职责。
这才是“Bon Petit Soldat”这个片名最准确的地方。一个真正优秀的卒子，并不是一个心不甘情不愿地执行命令的人，而是一个已经把执行命令本身理解成责任、能力甚至美德的人。
于是，《优秀卒子》最冷酷的结论逐渐浮现出来：一个高效的系统甚至不需要坏人。每个人只要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机器就可以自行运转。
当绩效主义进入家庭
影片在形式上也极其准确地呈现了Carla被工作吞噬的状态。布塞做了一个相当激进的决定：几乎只让观众在工作场所看到Carla。她的儿子、前夫、朋友当然存在，但他们大多只能通过FaceTime、语音和视频信息进入她的生活。导演把这种状态称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绝对虚拟化”。
Carla并不是没有私人生活，而是私人生活已经被压缩进两个会议之间。她不是不关心孩子，而是在赶往下一场会议的时候处理孩子的问题。影片大量使用跳切和极具压力感的剪辑，让她不停地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从一场会议赶到下一场会议。布塞解释说，这种剪辑正是为了制造Carla永远觉得自己慢了一步、永远不在正确位置上的心理状态。
更可怕的是，企业里的绩效逻辑最终被Carla带回了家庭。她不能容忍自己的脆弱，也同样不能接受孩子的脆弱。儿子必须表现好、必须进步、必须“达到要求”。表面上，这是一个母亲希望孩子获得更好的人生；但布塞认为，她其实是在通过孩子缓解自己的焦虑，希望儿子成为某种“升级版的自己”。
企业因此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工作场所，而成为一种理解人生的方式。人们习惯于批判老板要求员工提高绩效，却很少意识到，当绩效主义被彻底内化以后，人甚至会用同样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婚姻、孩子、身体和人生。
从愤怒到厌恶，布塞自己也变了
如果说《市场法则》《开战》和《另一个世界》的底色情绪是愤怒，那么《优秀卒子》明显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布塞自己对此毫不避讳。他说，拍摄三部职场电影的时候，一直支配他的情绪是“愤怒”。如今愤怒并没有完全消失，却逐渐让位于一种“厌恶”。这种厌恶一方面来自他对企业运行机制越来越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来自企业传播中那套越来越荒诞的表演。
因此，《优秀卒子》反而成为布塞近年来最具有黑色幽默感的社会电影。员工幸福、环保、性别平等、多元化、包容性、社会责任……所有当代社会最正确的词汇都可以出现在企业宣传片里。问题并不是这些价值本身有什么错误，而是当它们成为企业吸引年轻精英的“雇主品牌”之后，它们究竟还是价值，还是一种产品？
布塞在采访中说得相当尖锐。传统银行、保险和大型企业已经越来越难以吸引年轻的名校毕业生，于是这些集团开始机会主义地强调自己的伦理、环境和社会价值。今天强调环境，明天强调职场幸福，后天强调男女平等或者多元包容一一价值可以随着时代潮流不断变化，而最终目的则是重新包装企业形象。
这也是《优秀卒子》真正开始“不再政治正确”的地方。它不是反对环保、平等或者多元，而是不再因为一个词汇具有道德上的正确性，就停止追问这个词在现实权力结构中究竟如何被使用。
最有意思的变化，是布塞终于开始理解“老板”
影片最令人人意外的角色，其实是文森特·林顿饰演的企业 CEO Arnaud Boronat，这也是本片最出彩的一个角色设置。
这是林顿与布塞的第六次合作，但这一次他的角色与过去截然不同。从过去代表被劳动力市场挤压的人，到如今真正坐到企业权力中心，林顿本人的银幕位置变化，几乎恰好浓缩了布塞这些年观察企业世界时摄影机位置的不断上移。
如果这是十年前的一部法国左翼社会电影，这个角色大概很好写：一个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企业老板。但布塞偏偏没有这么做。这个CEO当然专横，甚至可以说是有暴力性，但他同时聪明、有魅力、拥有极强的领导能力。更重要的是，当观众暂时离开Carla的位置，站到一个必须维持庞大企业运转的管理者角度思考时，会发现他的部分判断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布塞对此说了一句几乎可以作为整部电影注脚的话：“如果你是左派，你会说这个CEO犬儒；如果你是右派，你会说他务实。”然后他没有告诉观众哪一个答案才正确，而是把选择形容词的权利留给观众。
这句话比电影里任何直接的政治表达都重要。
因为布塞并没有突然成为右翼导演。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依然非常明确，基至在解释片名时直接把当代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越来越“激进、失控而毫不掩饰”的自由主义体系。但是，与十年前不同的是，他开始愿意承认权力拥有自己的逻辑，开始允许一个老板既可能是犬儒的，也可能是务实的，而不是在电影开始之前就替观众完成道德判断。
这是一种非常微妙，却非常重要的变化。
这是对上层的讽刺，还是法国正在右移？
当然，有观众完全可以把《优秀卒子》继续理解为一部讽刺企业上层的左翼电影，而且这种解释有充分依据。企业嘴里不断谈论员工福祉，真正面对利润与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最终还是选择利润。布塞本人也明确说，当“盈利”与“美德”真正发生冲突，“市场法则”最终仍然决定游戏规则。
但如果仅仅看到这一层，反而可能低估了这部电影。
《优秀卒子》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文化中那种天然站在“弱者”一边的确定性正在松动。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突然不关心社会公平，更不意味着布塞突然从左翼变成右翼，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仅仅确认“谁是弱者”，已经不足以回答一个社会究竟应该怎样运行。
企业需要盈利吗？当然需要。组织需要效率吗？当然需要。管理者必须作出有些人不喜欢的决定吗？很多时候也不可避免。那么问题就从“资本是不是邪恶”变成了更困难的另一组问题：企业为了效率可以走多远？个人为了职业责任应该牺牲多少？当员工利益与组织生存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谁来决定边界？一个CEO首先应该保护员工，还是首先保证企业能够继续存在？
这些问题没有政治正确的标准答案。
而这恰恰对应了今天法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过去几十年，法国公共讨论长期强调社会保护、再分配、劳动者权利和国家责任，但近年来，财政赤字、公共债务、购买力、治安、移民、劳动效率、企业竞争力以及国家治理能力越来越成为政治争论的中心。法国并没有突然“变成右翼国家”，但整个社会讨论问题的语言正在发生位移：责任、权威、效率、竞争力这些过去很容易被文化界视为右翼甚至新自由主义语言的概念，正在重新获得某种正当性。
因此，笔者更愿意把《优秀卒子》理解为法国社会渐进右移过程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风向标，而不是简单宣布”斯蒂·布塞右转了”。真正发生变化的并非左右立场突然交换，而是过去由左翼价值占据绝对道德优势的一些问题，开始重新变得可以讨论。
弱者值得保护，但弱者是否永远正确？企业追求利润可能制造痛苦，但一家不追求效率和盈利的企业又如何长期存在？管理者拥有权力，但拥有权力是否就意味着他必然是加害者？一个人受到制度压迫，同时又向下执行这个制度，究竟应该把他放在受害者还是施害者的位置？
《优秀卒子》没有给这些问题提供简单答案。
法国电影没有停止同情弱者，只是不再满足于同情
《优秀卒子》不是一封写给资本主义的情书，布塞也没有放弃自己长期坚持的社会立场。恰恰相反，他最终关心的依然是那个贯穿自己作品的问题：一个人在制度中究竟如何保持人性。
在影片的最后，布塞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他真正着迷的是：人如何抵抗一个只有在把自己逐渐变成“怪物”之后才能继续运转的系统？而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属于企业或者自由主义经济，而涉及整个社会如何共同生活，以及人类是否仍然拥有彼此共情的能力。
十年前，布塞的摄影机站在工厂门外，看着人们向资本抗争；今天，他终于把摄影机真正带进会议室，观察那些制定、解释和执行规则的人。然后人们发现，坐在桌子另一边的人同样并不完全自由。
也许这才是《优秀卒子》最值得讨论的地方，也是所谓“法国电影终于不再政治正确”的真正含义。它不是停止关心弱者，更不是开始赞美强者，而是终于允许一个过去在法国社会电影中多少有些危险的问题被认真提出：如果社会不能仅仅依靠善意和同情运行，那么效率、责任、权力与人的尊严之间，究竟应该如何重新寻找平衡？
当一个长期以劳动者、失业者和体制受害者为主人公的导演，终于愿意让观众自己判断一个老板究竞是“犬儒”还是“务实”时，这本身或许已经比任何政治宣言，更能说明今天的法国正在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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