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像生化危机,看着看着才发现是泰国版的政治寓言

《燃烧的巨人》


片名:燃烧的巨人
原名:ยักษ์ไหม้
导演:普蒂邦·阿朗潘
编剧:普蒂邦·阿朗潘
主演:阿瓦·拉塔纳平塔 / 帕卡蓬·西隆芒 / Thanatwut Rodpai
上映:2026-09-06(威尼斯电影节)
片长:118分钟
地区:泰国 / 法国 / 新加坡 / 荷兰
语言:泰语 / 克伦语

展映于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Orizzonti)的《燃烧的巨人》(Yak Mai / The Burning Giants)从一座藏在森林深处的废弃剧场开始。有人打开墙上的抽风机,剧场内部积聚的烟随即被排向外界,在森林中不断扩散。这个开场动作随后被包装成一种生化危机式的类型片悬念,烟雾成为可疑的污染源,林中居民的皮肤出现的感染,仿佛是无形火焰灼烧后留下的斑驳痕迹,全副武装的警队穿着防护服深入森林,追捕一名看起来只是普通村民的男子。

起初,影片似乎正在建立一个有关传染病、生态污染与隔离管控的故事。随着现实背景逐渐显露,这层类型片外壳很快指向泰国克伦族活动家“Billy”的失踪事件(威尼斯电影节官网导演陈述中提及)。Billy曾反对政府以建设国家公园为名强制驱逐克伦族村民,此后在森林中遭到逮捕并失踪。影片将这一事件转化为由疾病、焚村、隔离和追捕共同构成的政治寓言(政府为了建设国家公园破坏原有栖息地,又把生活在当地的克伦族居民描述成生态秩序与公共安全的威胁)所谓“感染者”的身份由此成为清除政治活动者的表面理由,防疫语言为土地掠夺与强制驱逐提供了一层现代治理的外观。

《燃烧的巨人》剧照

然而,《燃烧的巨人》并未按照调查电影的方式展开并还原案件的始末。森林中的行动被有意抽离了清晰的对话与解释。人们在树林、烟雾和洞穴之间移动,怀揣着难以说出的不安,语言则被失语、沉默和非现实感逐渐取代。这种对语言的弱化,也连接起克伦族居民与泰国民族史诗《拉玛坚》(Ramakien)中的夜叉。二者都处在森林深处,都被外部秩序认定为危险对象,也都难以使用主流社会认可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历史。克伦族人的失语源于国家暴力、族群边缘化与政治压制;夜叉的失语则来自神话安排给他们的反派位置*[1]。

这一层属于失语者间的连接则串联起了神话与现实的两个世界。在诺兰启用希腊史诗《奥德赛》的奇观外表但却表达好莱坞式英雄价值观的同时,《燃烧的巨人》则将史诗放置在森林的深处,想象的戏台,并以熊熊燃烧火焰带来的弥漫之烟串联起其与现实的关系。传统并代表着泰国王室及国家文化经典的民族史诗《拉玛坚》不仅在舞台上被解构,在现实的森立中亦进行了一次基本人物关系的性别调换。神话中,悉多被夜叉王托萨坎掳走,丈夫罗摩率领猴军寻找妻子,并通过战争将她带回。电影的现实层面,失踪者变成丈夫,寻找者变成妻子(“一名在曼谷做保姆的克伦族女性带着女儿返回森林,希望找到被政府抓走的丈夫”摘自Berlinale Talents项目档案)。两个寻找故事看似相互映照,所拥有的力量却完全不对等。罗摩可以为了寻找妻子发动战争,妻子的失踪同时意味着丈夫荣誉与王权完整性的受损;现实中的克伦族女性没有军队、神明或国家机器的帮助,她的寻找甚至会被视为一种反抗。她因被当成感染疾病的患者而在森林中被枪击杀害。神话中的丈夫通过战争重新取得妻子,现实中的妻子则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一同“被制造成”失踪者。

《燃烧的巨人》剧照

串联起传说与现实的烟雾源自火焰,源自标题中的“燃烧”二字。烟不断流动弥漫,逐渐模糊了源头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它从废弃剧场内部产生,经由抽风机进入森林,随后附着在克伦族居民的身体上,又被国家解释成一种需要隔离和清除的疾病。这种空间关系使废弃剧场成为一台制造话语权机器。火在剧场里燃烧,伤痕却出现在森林居民与城市移工的身体上。火在剧场的舞台上,在慢慢踱步,手指撺成莲花妆的悉多的脚下,而烟则具体化了罗摩对悉多的疑虑*[2]。悉多需要走进火焰,证明罗摩的猜疑没有根据。这份猜疑以向外扩散后的形态,最终笼罩森林,也笼罩所有被国家怀疑其身份、土地权、忠诚与合法性的人。

神话中的“悉多火刑”被解释为弥漫烟雾的源头,而其全过程被成解构般摊在舞台上,连同罗摩拥有的观看权利以及悉多行为的表演本质。夫妻关系在此转化为王与臣属、怀疑者与自证者、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被从倒在剧院后台与走道之间的夜叉尸堆中的幸存夜叉看在眼里。他从尸堆中醒来,躲在后台目睹火刑的过程,这让他与悉多之间建立了一条隐秘联系。传统神话把悉多和夜叉安排在正义与邪恶的两端,影片却让他们共同承受王权的分类与怀疑。

串联起传说与现实的烟雾源自火焰,源自标题中的“燃烧”二字。烟不断流动弥漫,逐渐模糊了源头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它从废弃剧场内部产生,经由抽风机进入森林,随后附着在克伦族居民的身体上,又被国家解释成一种需要隔离和清除的疾病。这种空间关系使废弃剧场成为一台制造话语权机器。火在剧场里燃烧,伤痕却出现在森林居民与城市移工的身体上。火在剧场的舞台上,在慢慢踱步,手指撺成莲花妆的悉多的脚下,而烟则具体化了罗摩对悉多的疑虑*[2]。悉多需要走进火焰,证明罗摩的猜疑没有根据。这份猜疑以向外扩散后的形态,最终笼罩森林,也笼罩所有被国家怀疑其身份、土地权、忠诚与合法性的人。

神话中的“悉多火刑”被解释为弥漫烟雾的源头,而其全过程被成解构般摊在舞台上,连同罗摩拥有的观看权利以及悉多行为的表演本质。夫妻关系在此转化为王与臣属、怀疑者与自证者、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被从倒在剧院后台与走道之间的夜叉尸堆中的幸存夜叉看在眼里。他从尸堆中醒来,躲在后台目睹火刑的过程,这让他与悉多之间建立了一条隐秘联系。传统神话把悉多和夜叉安排在正义与邪恶的两端,影片却让他们共同承受王权的分类与怀疑。

《幸福的拉扎罗》剧照

夜叉来到尘世的部分可以视为影片的最后一个篇章。夜叉来到嘈杂的市场,看见忙碌的商贩、四处闲逛的人群以及等待招工的劳工。没有人真正注意他露在外面的獠牙。这种冷漠来自贫困生活对感知能力的耗损市场与劳工队伍中的人们被赚钱、等待和重复劳动占满,无暇对周围世界保留好奇。即使一个神话中的夜叉突然出现在面前,生活的重担也已经剥夺了他们惊讶的余裕。这种状态可以与缅甸导演赵德胤的纪录片《樱桃号》所描述的劳工们的工作与生活日常相互参照。国家机器对异类表现得极度敏感,劳动市场对异类则近乎漠然。夜叉的獠牙没有妨碍他成为潜在劳动力,因此周围人没有必要对其作出反应。

《燃烧的巨人》剧照

这种漠然并不真正等于包容。夜叉为了融入世俗生活,最终亲手掰掉獠牙,加入等待招工的劳工队伍。獠牙既是怪物的外貌标记,也承载着他的族群记忆、战败历史和神话身份。掰掉獠牙意味着,他为了停止成为被识别和追捕的异类,必须主动消除身上能够证明自我身份部分。影片留给在徒手掰断獠牙的夜叉以很大的表演空间,突出脏乱环境中身体因疼痛而变形,獠牙坚固而难以拔除的全过程。于是悉多蹈火与夜叉掰掉獠牙,这两个涉及疼痛的画面构成影片中两个遥相呼应的身体考验。悉多只有走入火中,才能证明自己忠于丈夫;夜叉只有消除异类特征,才能进入人类社会。悉多以身体承受罗摩的怀疑,夜叉以身体承受社会同化的要求后,前者回到婚姻秩序,后者进入劳动秩序。影片的标题《燃烧的巨人》由此获得了复数意义。火焰可能只停留在神话的舞台上,烟却已经进入每一个时代的生活,并在每一个身体经受试炼的人身上留下痕迹。

《燃烧的巨人》剧照

最后需要提及在进入劳工队伍后,夜叉认识的一名女性工友。她在工作间隙关心夜叉的身体和处境,与他在卡车上交换眼神,最终接住倒在自己怀中的夜叉。这个画面与此前舞台上罗摩和悉多的拥抱形成呼应,两种拥抱却遵循着完全不同的伦理。罗摩与悉多的拥抱发生在火刑完成以后,被“观看”为一场公开、仪式化且位于舞台中心秩序的恢复。女工与夜叉的身体接触发生在无人关注的劳动间隙,没有人要求夜叉证明清白与忠诚。女工的行为则提供了另一种人与人关系的可能,它不要求火焰的考验,不需要牺牲,也无须以伤害换取信任。

[1] 在泰国民族史诗《拉玛坚》中,罗摩是代表正统王权与正义秩序的英雄,猴军是他的盟友,夜叉则属于必须被征服的敌人。

[2] 罗摩救回曾被夜叉王掳走的妻子以后,仍然怀疑她在楞伽国生活期间是否保持忠贞。为了重新得到丈夫和众人的承认,悉多必须在众神面前走入熊熊燃烧的火焰。按照传统叙事,如果她始终忠于罗摩,烈火便无法伤害她;她的每一步甚至会得到莲花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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